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中的“爱情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书写突破了重重的禁区,其中“爱情理想”因承栽着伦理道德、人生理想等诸多内容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意蕴。8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致使文学与其他非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文学主流话语对“爱情理想”的影响尤为突出,也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论王蒙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的基本文学主张是强调创作题材的现实性、重大性和思想情绪的积极、乐观,但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意识流”系列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主题却是对现实的深刻质疑与困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走向“失重”的文学,王蒙率先提出要“重建理想”,而他自己的小说却充满了残谑嘲弄和语言的狂欢。王蒙的这种批评与创作之间的错位与矛盾,对于思考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有某种借鉴意义。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当代十七年"时期的乡村革命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书写;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历史书写;四是新世纪出现的"废乡"书写.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以及理论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是指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回望式叙述.这种书写极其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理性反思或将其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是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之设立了程度不同的限制,因为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本文梳理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四种基本模式和四个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启蒙时期历史修复主义模式,80年代后期的倒退式书写,90年代以后出现的戏说式革命书写,以及最新出现的宗教忏悔式革命书写.     

80年代“爱情理想”书写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构建和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给文学带来了又一次繁荣,其中“爱情理想”的书写就是这一转型时期重要的书写类型。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分析在80年代“爱情理想”书写中知识分子形象背后的文化和精神的演变轨迹,由此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原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     

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

李碧华小说在进行历史书写时采取“故事新编”“古今映照”的策略,不仅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香港家国认同的模糊,也以其宿命循环的历史观以及对大历史叙述掩盖下的个人命运的关注赢得了读者的共鸣;同时,小说又通过对历史“抒情诗化”的个人重构,反映了变革前夕香港的时代精神。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传播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一个学科建制的视角

传统的传播研究以施拉姆确立的“四大奠基人”神话模式作为历史书写的主流话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论争及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传播研究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传播研究的学科建制与书写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其实具备多种可能,而非由施拉姆建构的只注重效果的单一传播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詹姆斯·凯瑞等人呼吁返回芝加哥学派,其实应将其视野扩展至更大范围,提倡传播学历史书写的多元性,以期获得更具活力的传播研究前景.     

论京派文学的边缘写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文坛，被很多论者冠以“革命”的特征，五四扁蒙的澎湃浪潮在革命的时代自觉地转变成为革命的话语：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以书写底层群众、追求文学艺术美的京派是特别的一道风景。尽管京派在随后的历史浪潮中逐渐隐退，但笔者认为，他们所秉持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是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的延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嬗变中的王蒙的创作观

理想主义一直贯穿于王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学创作中,但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文化的转型,王蒙的创作观也发生了改变,以承认“存在就是合理的”为基础,追求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在他的创作观中,加入了经验主义的内容,且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20世纪美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热点问题

20世纪美国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分析美学一直是其主流。艺术的定义问题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美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今天仍然是美国学界最热烈争论的核心问题。虽然自20世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分析美学出现了向“新实用主义”转向、合流的新趋势,但总的来讲,“新实用主义”要蔚然成风并进而取代分析美学的霸主地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沈昌文编辑出版实践的三个“第一”思想

王蒙曾经评价沈昌文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一个角色。沈昌文的编辑出版思想启蒙在改革开放前,成熟在八九十年代,收获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的身上既有“革命型”出版家们开拓、奉献的工匠精神,也具有新时代出版人所必需的创新整合能力。他“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的编辑出版思想内涵丰富,追求出版物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展现了他兼收并蓄的胸襟。沈昌文编辑出版三个“第一”思想,对推动传统与现代出版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观的流变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流观念是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反封建;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种文化历史观;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消失后,它对近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继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中国早期话剧（1900～1930）的现代性反思

在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戏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新剧”、“爱美剧”和“普罗剧”等话剧样态和田汉的南国社及南国戏剧运动,它们犹如一面面艺术棱镜,折射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前后等革命历史环节的夺目色彩。作为中国20世纪早期革命运动的艺术反映,话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充当了革命和启蒙的文化工具,并逐步完成了它自身的现代性转型——将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戏剧艺术理论和表演风格,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方向和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既是书写中国现代文艺史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层面。     

在文本内外关联修辞与历史——试析“漫长的20世纪”视域下的寓言化批评方法

陈晓明对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具体文本研究深入反哺了他关于“漫长的20世纪”的理论建构,其可视作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回声。陈晓明从文本细部出发,以“漫长的20世纪”背景下的作家心灵史为中介,将美学与历史深入结合。在对“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建构中,陈晓明一方面从特定文本的美学表征出发,阐发作家带有强烈时代症候性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则诉诸作家意识中那些超越了特定时代语境的思想特性,发掘出“自然史”这一内在视点,亦关注作家对革命遗产的价值转化,从中提炼出“漫长的20世纪”经验的中国特质。陈晓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辨析,得益于他对1950、1960年代人心灵史的深切体认,他深入文本的复杂层次,发覆一代人心灵史的印痕与褶皱,从生命实感出发捍卫一代人的历史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亦是阿甘本所说的“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