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我国1979-2006年分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考虑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的提升了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利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文教科卫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呈显著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作用依次递减;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公共管理支出则对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并且各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弹性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是否减弱了经济波动及其负面效应？

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检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是否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以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效应.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之前和1996年之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影响和负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财政分权有关文献的回顾,从理论上探讨了财政分权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提出了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环境机制这两大作用机制。随后,以中国1982年~2000年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但自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民族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分析

该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截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从全国范围看,集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地区来看,集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非民族地区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非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民族地区作用甚微;人力资本、专利授权增长率、政府干预和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影响区别不大: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低质量的专利授权和专利泡沫会通过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本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盲目投资和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民生支出路径

在探讨人口老龄化、民生支出、经济增长三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6年各省年度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和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但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政府应适当调整民生支出规模,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缓解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品牌价值对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品牌价值对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品牌价值对社会责任投资存在负向影响,并且品牌价值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此外,通过对股权性质和独立董事比例的调节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品牌价值对社会责任投资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品牌价值对社会责任投资的负向作用越明显。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异质性、 税收竞争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分析

面对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压力,地区经济需要从税收竞争角度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08—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626个有关税收竞争的面板数据,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和参数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且税收竞争估计系数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过程,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恶性税收竞争的现象.     

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来自全国30个省份城镇居民的经验证据

以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以城镇居民为视角,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为: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珠三角宏观税负和产业集聚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199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系数为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的相关系数为正,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珠三角地区各市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存有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各市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对产业集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适当减少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并对具有潜力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互动：竞争与趋同

地方政府税收互动是理解中国税收治理的重要视角。本文综合使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验证我国地方政府使用有限税收征管权进行税收互动的特有模式。基于“城市对”面板数据和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基于PSM的匹配筛选法发现：第一,我国地方实际税率表现出显著的趋同效应,并且具有局部空间性。第二,税收互动存在动态机制,地方实际税率低于毗邻地区时,地方政府会提高实际税率;反之会降低实际税率。第三,税收互动在微观层面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而非增值税。第四,税收互动在不同样本中具有异质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相较于第三产业,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样本中更显著。     

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对我国税收道德的影响——基于腐败容忍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的微观数据，对个体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与税收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对税收道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主要通过腐败容忍度对税收道德产生影响，意味着腐败容忍度影响税收道德的背后动因是个体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研究认为提高我国居民税收道德应从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入手，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推进税收共治，同时发挥区块链技术在构建税收信用体系中的优势作用，以此驱动个体纳税意愿。     

资源税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合资源型地区的现实情况,建立了一个资源型地区的三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市场动态均衡分析及其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出了资源税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效应;讨论了产生这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来自于我国8个典型资源型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对理论命题进行了验证.最后,为我国资源型地区资源税收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

建立扩展STIRPA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三大地区碳排放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整体上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分阶段看,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为实现“双碳”目标,应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     

高速铁路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针对中国高速铁路供给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如何决定高速铁路供给等问题,对高速铁路与经济增长的即时效应、快速效应和慢速效应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从高速铁路对经济增长角度来看,2005~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表明:高速铁路在十年间的即时效应和快速效应不断降低,高速铁路的高时间价值与高出行成本特性主导的慢速效应占据支配地位,导致高速铁路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总体上高速铁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经济增长对高速铁路角度来看,Logit模型计量经济增长对高速铁路触发的影响表明:经济增长本源性需求内生出对高速铁路的即时效应、快速效应和慢速效应的派生性需求,经济增长以及第三产业、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变量显著决定高速铁路供给。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