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乌托邦批判——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新老实践美学把实践作为本体论的范畴,把实践当作自由的活动,以实践来说明审美的性质,实际上构造了一个“实践乌托邦”。实践本来是历史科学的概念,不具有哲学本体论的地位;而且作为异化的、现实的劳动,也不具有自由和超越的性质。因此,不能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实践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     

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

作者站在“新实践美学”的立场 ,认为在何谓实践、何谓超越、何谓生存、何谓审美这些事关美与审美的根本问题上 ,新实践美学既与李泽厚等的实践美学有别 ,又与杨春时等的后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坚持“美是人对自身的确证” ,“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     

新实践美学与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一词产生以来,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利用它的词义二重性,分别采取了赞赏和反对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后乌托邦等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批判了乌托邦的空想主义,又继承了它的理想主义。因此,新实践美学应该批判继承乌托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美学和文艺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创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和《诗学》《政治学》都从美学和文艺方面开启了乌托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席勒的"审美王国"最为完善地以乌托邦精神描绘了审美教育的美好理想王国——人性完整的人类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以革命和创新的实践观点创建了共产主义审美王国和艺术世界,为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努力奋斗。新实践美学应该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扬乌托邦精神,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以融合真善美的审美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关于实践美学的一点思考

厘清实践概念是理解实践美学的基础,“实践”概念的生成史表明,人类对实践的认识是处于不断地深化与发展之中,实践美学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科。在人类审美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等问题上,实践美学仍具有解释的有效性。     

实践的自由是审美的根本——与杨春时同志商榷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它作了科学的规定,绝不是什么乌托邦,倒是以“主体间性”为根基的后实践美学的精神个体的超越性才是乌托邦。实践不仅是社会本体论的本体,而且是审美、美、艺术的本体。当社会实践达到一定的创造的自由程度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人化使得人类超越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而生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显现在对象之上就是美,显现在人的身上就是美感,艺术则是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形式。离开了科学的实践观就无法揭示审美的根本,从离开实践的主体间性来解释审美就只能远离真理。     

新实践美学对实践范畴的诠释及其理论意义

最近,以反对实践美学而知名的章辉等学者,在《学习与探索》上刊发了一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正统”阐释者的姿态．对新实践美学提出了置疑与诘难。认为新实践美学“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篡改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那么,新实践美学对实践范畴的诠释、开掘,究竟是“篡改”、“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     

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

本文认为,实践论美学抹煞了审美活动与生产劳动等其他社会实践的根本区别,恰好忘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对特殊性与差异性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出发点是二元论的。它始终站在二元对立的立场上去理解、看待“实践”这一实际上消解了二元对立的核心概念,从而造成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作者进而指出,正是在实践论美学的矛盾之处,给存在论美学以存在的依据。对此文章作了简要而明晰的分析。     

告别实践美学——评两种实践美学发展观

本文评析了朱立元和张玉能的实践美学发展观。朱立元力图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沟通,这种实践美学发展观一方面忽视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意义,另一方面使实践美学倒向后实践美学一边。张玉能仍然坚持“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实践美学的基本逻辑,试图通过扩大实践概念的内涵来解决实践美学的问题,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模式制约了新实践美学的阐释限度,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和缺陷仍然被保留,其实是宣告了实践美学的终结。     

庄子审美乌托邦述义

庄子的美学是一种境界美学。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构成了庄子审美乌托邦的主干。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既是他在生存的自由之境树起的人性的旗帜，也和他对本体之道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天人、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理想人格的系列构成。庄子同时为自己的理想人格设计了一个可以养性适性的栖居地，这就是“建德之国”与“至德之世”的乌托邦社会。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兼论《礼运》"大同"之说在什么意义上不是乌托邦

“大同”常常被理解为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而从《礼运》本文来看,“大同”与“小康”的话语,不仅没有乌托邦的内涵,反而存在着一种对乌托邦思想取向的自觉防御。因为,大同在《礼运》中,不是存在于将来的完美之境,而是发生于远古历史生活样式的书写,不是复归于大同,而是导出礼乐生活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才是“大同”在《礼运》中承担的真正的概念论证功能。而且,大同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概念,而乌托邦则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性有关。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