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平和效率优化组合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在公共政策的众多价值选择中,公平与效率的选择是困扰政府行为的两难问题,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根据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公共政策的最佳取向应遵循公平和效率二者的优化组合原则。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情况下优先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利益,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从弱势群体现状看公共政策调整

公共政策是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行为准则 ,是政府调控社会利益的基本工具。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调整 ,关注并解决弱势群体就业问题 ,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实现社会富裕文明 ,保证社会公平公正。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总是建构在一个价值判断前提之上,即公共政策必然是符合政府的宗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背离了该价值判断前提,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公共政策价值失范主要表现为政策制订者的价值失范、政策内容的价值失范和政策执行的价值失范。通过“利益追问”确定谁是公共政策“利益的最大化”的获得者可以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是否价值失范。必须通过扩大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参与程度和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来预防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利益博弈时代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制定就是通过政策议程确定政策问题并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的过程。我们正处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选择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必然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依归,政策科学发展亦呈现出研究的问题取向与价值取向的相互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利益博弈只是短期、表象的,价值博弈则是中长期、根本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为本的最终指向是富裕、和谐、自由的价值理想。     

论政策过程的公正性维度

解决社会公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政府在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作为政府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促进实际包含两层含意:一是以社会公正为目的的公共政策,二是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策过程。前者意指社会公正是公共政策作用于社会的结果,而后者代表政策过程本身需要体现公正的价值和原则。这就是结果理性与过程理性     

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法理学视角思考

纯粹经济损失是侵权责任法上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从法理方面进行研究。从因果关系来看,是对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的法律因果关系的问题,这需要考虑多种综合性因素。从法的价值来看,是当人的自由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哪种价值优先的问题,自由的价值最高。从公共政策来说,是社会特定时期的公共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参与研究

扩大农民参与是保证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顺利实施的战略选择,有利于维护农民群体利益、促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价值互动以及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我国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政治参与一直处于势状态,扩大农民参与应从构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意愿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以及组织参与机制入手.     

转轨中的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

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城乡就业矛盾、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国际间对就业岗位竞争的矛盾交织成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就业问题的主线。本文在对就业问题进行深层分析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的角度阐述政府在解决就业方面的政策选择。     

利益博弈视角下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利益群体正趋于多元化,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正逐渐觉醒,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亦日益明显.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围绕不同利益诉求进行博弈的过程.然而,不同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地方政府要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使各利益群体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谋求共识,以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公民政策参与的功能分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和活动.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民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和增强政府合法性,保证政策的科学制定和顺利执行,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公民政策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方面的政策问题解决都带来积极的效果,它也可能会使政策的质量、成本、利益取向以及政府效率和权威方面存在问题.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尽可能地因势利导,使其扬长避短.     

公共政策调整对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基于G市亚运全民免费乘车政策调整的分析

G市亚运期间全民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政策暴露出政策制定主体对政策客体理解有所偏差、对政策目标群体界定不全面、对政策后果预测不足、政策制定公众参与不够等缺陷;后来该项政策由全民直接免费乘车调整为以家庭为单位发放货币补贴,其调整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民意、政策过程科学化的精神。避免政策目标的模糊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高政策制定民主化水平,完善信息反馈及评估调整机制,政策制定过程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弥补这些缺陷的重要举措。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分析

作者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具有民族性、政治性与公共性三大属性，其中：民族性是通过发展民族关系、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权以及政府过程等方面反映出来；政治性与民族性结合，在处理民族政治关系和构建民族政治秩序中表现出来；公共性与民族性融合，通过管理主客体、公共权力、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等方面体现出来。民族性是最为突出的属性，是政治性、公共性的内核，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是民族性、政治性、公共性的统一。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提升。提升的表现是：政策指导思想体现“育人为本”;政策价值原则更加“注重公平”;以“人民满意”为政策目标;政策利益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内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更加体现“公益性”。提升的缘由是：农村教育政策外在环境的道德诉求;政策合法性内在地要求政策树立道德权威;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伦理转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策网络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联结,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策网络理论根源于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政策网络是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有效纠正和超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科层的社会协调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行动主体本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取决于相关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利益博弈格局。政策网络内不同行动者彼此依赖,并按照网络规则博弈、互动,最终形成一致网络目标。     

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作者从分析公共政策的本质出发,提出必须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同时对何谓公共利益进行了简单阐述,并分析了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最后认为要有效地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必须建立有效政府,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间的关系,强化组织建设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等。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公民的政策参与。公民的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基础;有利于促进公众监督及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存在以下困境：主体性困境、渠道性困境、信息性困境、组织性困境。对此,应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畅通及完善参与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     

中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方式之比较

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包括渗入选举过程以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疏通政府以影响政府的行政活动,广泛介入立法过程以影响立法结果,以及采用公开运动、和平示威、停止合作等方式。中国利益集团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行政部门和大众传播媒介来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这种差异是源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不同。要促进我国利益集团的健康发展。政府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利益集团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社会公众和利益集团的公共精神,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利益集团的规范化发展。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本土化分析

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与公共事业改革方向、途径的认识。分析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现阶段,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由政府、执政党、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民众构成的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的客体则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及演变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活动的依据与目标,因此公民参与既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又是检验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的指标。本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公民参与角色背离,转型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的复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角色回归。结合具体情境剖析其得失,为我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如何吸纳民意和在多大程度让公民有序合理的参与提供参考。     

论价值本质与价值标准

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 ,是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 ,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 ,最根本的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 ,使主体更美好 ,使人类社会更美好 ,使广大人民更美好。价值标准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在评价价值时 ,必须以客体对社会主体、对广大人民利益的效应作为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