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王莽与《周礼》关系之再探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周礼·地官》“司徒”析论

司徒既管理土地,又教化土地上之人民,故被《周礼》称"地官"。《周礼·地官》全面记载了司徒的职掌、属官、地位等。《周礼·地官》"司徒"的职掌与周代司徒职掌的实际情况基本相同;其属官中部分能与周代司徒的属官互相印证;其地位大体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中期司徒的地位相符。《周礼·地官》"司徒"情况的大致可靠表明集中而丰富地记载司徒有关内容的《周礼·地官》基本可信,由此进而认为《周礼》的成书经历了从周初始撰到战国定稿的长期过程。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关于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喀什噶尔史>的版本、书名、资料来源、史料价值及作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文中将1902年在塔什干发现、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院的佚名作者的<喀什噶尔史>与1981年在新疆喀什发现并于1986年在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以<成吉思汗传>为书名出版的现代维吾尔文转写本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实乃同书异名.     

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判断,而是与儒家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与周公相关的<周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政治中产生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是周公践天子位后制礼作乐的产物.从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周公摄政称王是<周礼>一书具有变革意义的理论前提.     

“天府之国”在古代并非仅指蜀地考

"天府"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一书.<周礼·春官·宗伯>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可见其最初含义是指周官名.其指肥沃、险要、物产丰饶之地区的含义最初并非指蜀地,而是指关中,即今之西安、咸阳一带.     

青海湖历代封号与“灵显青海之神”碑琐谈

<正> 青海湖历代封号 青海湖,备受历代王朝青睐,故屡赐封号。汉代称青海湖为“西海”,王莽曾在湖之北设西海郡,西海之名大著,与东、南、北三海合称中国四海,同享四时之祭。“青海”之名始见于南北朝。“青海湖”之名则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论《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

<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对"名"的认识、"正名"的标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公孙龙子>和<墨经>不仅基本主张相同,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而<指物论>则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     

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

教坊乐语是兴盛并成熟于宋代的一种亦雅亦俗、亦尊亦卑的文体.一方面,内容上谀词颂圣,语言上鄙俚不经,音乐上大戾古乐,文体上与帖子词、青词等同样位卑名贱:另一方面,血缘上与<周礼>、<诗经>礼乐同源,宋代以来便贵为宫廷礼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翰苑词臣方能染指的尊崇.教坊乐语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语言内容等创作上的文体规范,要求人们在撰制时应"得体",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惯例和破例,有正体变体之分.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 ,本文观点与结论是 :《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 ,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 ,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 ;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 ,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 ,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 ,“周公为冢宰摄政” ;《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 ,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 ,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论儒之由来

孔子以前无儒名。“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雍也》。《墨子》中有《非儒》篇。《荀子》中有《儒效》篇。《韩非子》称儒、墨为显学。《礼记》有《儒行》篇。以上都是较后作品。汉人刘歆有儒出于周代“司徒之官”的说法,其立论根据是《周礼》。《周礼》在《天官》和《地官》中,有两条非常明白地记载着“儒”。 1.《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条下云:“四曰儒,以道得民。” 2.《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条下云:“四曰联师儒。”     

昭君名嫱考辨

王昭君名嫱,千百年来,人们似无异议,然而,实有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宋代人吴曾,他在《能改斋漫录》卷五“嫱者禁中妇官”条中指出:应劭注元帝诏曰:“王樯,王氏女,字昭君”。予以为非是,盖昭君不名樯,嫱乃禁中妇官耳,按,《周礼》:“天子有九嫔”嫔亦是妇官。《春秋》昭公三年《左传》。“齐侯晏婴请继室于晋。曰: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杜预注曰:“嫔嫱,是妇’官。”又哀公元年《左传》说夫差宿有妃嫱嫔御焉,然则应解以嫱为昭君之名误矣。《汉书》亦止云:“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不斥为名也,然古本《汉书》皆作此樯字,何邪?     

"戴目"释义辨正

<汉语大词典>"戴目"条下注:"犹侧目. '戴',通'载'."并引杨树达<汉书窥管>:"戴'、'载'通用;'载'、'则'亦通用,'戴目'即侧目也."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瞷戴目释义>中又云:"愚谓戴目当求之于声,不当求之于形,盖戴目即侧目也."     

“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一)“敦煌”一名,以它丰富的文化宝藏远播海内外,但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至今未能解决。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引张骞的出使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一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又略加发展,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史家、方志编纂家所引用。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三礼”中的孝道思想浅析

中国的孝道始盛于西周,周人治理天下也已将孝道作为其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们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其中所富含的孝道思想反映出孝道在西周的盛行,对后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