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探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它把意识形态的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促进政策问题的解决。在现实中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通过政策执行组织及其成员的努力,要实现政策目标,就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者从政策执行的条件和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等方面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     

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路径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并购投资已经超越新建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在国际银行业,有许多大银行都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全球扩张战略的。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中,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战略选择。根据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具体因素,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析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     

试论我国社会道德合法性的衰微与重建

社会道德的合法性意味着其正当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本质上说,它是民众基于心理的认同与支持,而对之作出的一种属性赋予和状态指认。社会道德的合法性实现于先验和经验两种论证路向,建基于先验和经验的两类合法性资源。当前,随着合法性资源的逐步萎缩,我国社会道德的合法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衰微。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合法性资源的开发与改善,重建社会道德的合法性,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除了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参与动机外,实现和促进与全体社会成员相联系的公共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改革开放以后,在公民个体的政策参与逐渐增多的同时,我国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各种利益团体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同时在我国公民的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和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3个方面。     

现代性、合法性与中国公共行政重建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寻求中国公共行政未来之路。这需要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角度回溯公共行政的发生与发展。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也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困惑,由此加剧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转型中国的本质是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具有残缺性,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与宪政精神具有冲突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中国现代性是中国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超越现代性之后的宪政建设。     

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社会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四年之久,又不经过严格的侦察、起诉和审判等司法程序,与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及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相冲突,因此显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依法修改与完善极其必要,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依法规范,使其与我国宪法和法律及国际公约相协调一致。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提升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正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化使我国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实践中,我国现阶段的公众参与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本文拟从描述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升措施两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加以论述,以启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提供进一步分析的思路。     

公共政策失灵视角下的电信监管问题探索

从公共政策失灵角度审视我国的电信监管问题,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三个环节分析电信监管失灵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途径,对新形势下的中国电信监管问题做初步的探索。     

幸福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价值重塑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效率和公平为基点的双重价值取向,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幸福学的研究为公共政策的价值重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国的公共政策应将幸福确立为终极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由幸福、效率、公平构成的三维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失败的决策主体性分析

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立法者、政治家、行政官员和政党,是经济人而不是公共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自利行为导致公共政策失败。健全法律、完善制度和引导决策者树立科学的决策价值观是规制决策者自利行为,减少公共政策失败的三条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与我国农业政策审计研究

探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审计的含义,从选择农业扶持项目不合理、资金拨付不到位、审计项目分散3个方面论述农业政策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农业政策审计案例,运用六合分析法对公共政策审计进行探讨,融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我国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得出农业政策的重点应是促进农业总产值提高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指出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应该是农业政策的发展重点。     

影响公共政策转移的因素分析

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政策转移现象在各国公共政策活动中日益增多.基于系统理论的视角,影响公共政策转移的因素可分为政策问题、政策自身、政策主体、政策环境和政策资源等几个方面.这些因素既可推动,亦可限制政策转移,关键在于何种具体状态.     

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方式分析

阐述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三种主要方式,党的总政策和基本政策以非正式评估为主流的评估方式,政府一般公共政策和具体政策实行内部评估方式;此外,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新的评估方式也开始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分析了这几种评估方式的利弊,指出必须寻求合理化的评估方式,大力发展评估性中介组织,逐渐使中介组织评估成为我国政策评估的主导力量,推动我国政策评估科学化。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的发展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公众本身存在以下问题:参与公众的参与水平发育不均衡;参与公众本身整体上正处于发育阶段;参与公众的结构不合理;参与公众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参与公众的参与需求旺盛但理性、能力不足;参与公众参与过程中理性和情绪的失衡.至少在现阶段,作为参与主体的公众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其成熟程度还难以支撑充分有效有序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所以,不仅要促进公众参与,更要促进公众本身的发育和成熟.促进参与公众本身发展的措施包括:推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普及政策参与的公民教育;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文化的视角：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目前正处于西语东移的阶段。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公共政策总是镶嵌于该国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因此,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就成为一个重大的议题。本文立足于文化的视野,从价值、制度、行为和文本四个向度构建并探讨了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的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和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