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

<正>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论。“以党治国”思想,就是这套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孙中山的治理国家理论,对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其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政治体制,仍然有借鉴作用。本文试就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谈些粗漏之见。 一 “以党治国”,按孙中山自己说,就是以党“握权”,“将党放在国之上”。他说:“现在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显然,孙中山把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程度,作为衡量“以党治国”实行程度的标准。在以党握权的命题之下,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试探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中，一向重视和依靠党的作用。他长期探索以党治国之路，从学习欧美的政党政治，到以苏俄的以党治国为榜样，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自己的以党治国思想体系。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内容包括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主张将党放在国上，以国民党为主，联合共产党，以实现民治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党治国的核心是以主义治国，并非党员必做官。为了以党治国必须认真治党，既要注重党纲的制定和实施，亦要注意党德修养。只有治好党才能以党治国。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

孙中山晚年政治活动中提出的“以党治国”的主张,是他整个政治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党治国”的主张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也有其缺陷流弊;而且,它对后来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和日后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科学地探讨和总结这一思想主张,将有助于我们对孙中山晚年政治思想的全面认识。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借鉴苏俄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而形成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党在国上是以党治国的体制特征;主义治党是以党治国的思想保证;以党统军是以党治国的必要手段;领袖至上是以党治国领导保证;政党政治是以党治国的归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回应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双重困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进程。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正> 孙中山先生自建立同盟会始,就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称这个宗旨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不久,他又将这个“大本”阐发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概括.为了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他设计了著名的“三序方略”,规定了以党建国和治国的时间和方法.从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方略,到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都把从军法之治开始到约法之治结束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他又将革命时期,视为建国时期.建国结束后,即进入治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主张军政、训政时期是以党建国,宪政时期是以党治国.方略规定在建国时期,党的责任是:     

党的领导方式应实现四个转变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应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一、变“以党治国”为“以法治国”。 党的领导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重要的。然而党的领导的内涵并不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元化”领导本质上是“以党治国”的政治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期,“党治”     

从战前无锡看国民党地方“党力”的软弱

国民党政权奉行以党治国的思想,其党力强健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治国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抗战前的无锡国民党党员群体、党务运作、党政关系极其混乱,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因不重视党的基层建设,导致党力软弱,在社会整合、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方面国民党地方组织都没有作为。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需要明确几个基本的问题：（１）党的领导和基本内涵是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率领”和“引导”,其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２）根据党的领导的内涵和本质内容,决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党的专政”。这就要求在治国方略上切实实现从“以党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３）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确立“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观念。文章还就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过程中如何监督执政党作了初步的探讨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