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手电筒朝内

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四十年来的浙江民间文学研究

民间文学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主张“兼容并包”,发表《校长启事》,支持进行近世歌谣的征集;1920年还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等负责其事.周作人于1913年至1915年间写有《童话研究》《儿歌的研究》、《童话略论》和《古童话释义》等,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先驱.鲁迅在故乡从小接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熏陶,历来重视无名氏的创作和生产者的艺术,他在《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科学史教篇》等文中,论及外国和中国的神话、传说,其所编著的大学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大量论述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正确地指出它们的性质、起源、演变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鲁迅还于1912年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倡议成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便搜集整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鲁迅后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民间文学,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的坚实基础.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岂能以个人偏见来褒贬历史人物

正复信凌森同学:《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信件,经你指点,我专门到图书馆借阅了钱理群教授的《北大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以下简称《钱著》)。读后感到你的思想很敏锐,很同意你来信中所谈的看法。当然,这本作为研究鲁迅、周作人关系的文著,涉及的面比较宽,所叙述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对这样两个泾渭分明、天壤之别的历史人物,作者不从历史的发展变化出发,有意回避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完全相反的历史走向和作用,片面强调他们之间的思想一致性,用贬低鲁迅的手法来抬高周作人,特别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任意     

鲁迅的《阿Q正传》与显克微支的《胜利者巴尔代克》

鲁迅是一位最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巨人,又是一位最善于汲取外国文学艺术营养的伟大先哲。周作人曾指出:“《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的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重要。”(周作人《阿Q正传》)本文拟对鲁迅的《阿Q正传》与显克微支的《胜利者巴尔代克》的渊源关系进行一些探求。 1 《阿Q正传》取材于清朝末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生活。作品中的未庄,概括了当时中国农村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破败的自然经济,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鲁迅在未庄构筑的是当时中国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两桩子侄之误

笔者发现,与鲁迅有过关系的当代日本名人中有两桩子侄关系被中国学人误置了。 一桩是将父子误作叔侄。鲁迅1906年在日本东京求学和从事文学活动时,曾两次拜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朋友、反清革命的功臣宫崎寅藏。1931年,寅藏的儿子龙介偕其夫人柳原烨子来华旅行,在上海会见鲁迅,鲁迅先生书《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雨花台边埋断戟》)以赠。50年代初,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称“宫崎的侄儿龙介”(《鲁迅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

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再叙与重构,是建国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耿著批评“两期论”,表面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和后期,实意在回避《讲话》有关思想改造的权威论述,申张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探求。这一论述策略,被另一鲁迅弟子唐弢在《文艺月报》组织文章予以批评、揭露。由于丧失公开的文学资源,胡风、耿庸等只得以私信、讲演等方式展开论辩。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这场论辩终于因陷入批判旋涡而流产。     

鲁迅与周作人忆人散文的比较

鲁迅与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视角上,对于不同的人物鲁迅采取了不同视角,而周作人的写作视角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鲁迅的忆人散文重在"评"而不在"忆",将叙述、抒情、议论合而为一,因此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重在"忆"而不在"评",缺少哲理上的思索.鲁迅的忆人散文的情感激越深沉,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情感平和冲淡.这种差异是与二人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美学追求密切相关的.     

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来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系谈起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发表得最早的一篇,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但对"狂人"的人物形象刻画,笔者以为还应该是得自鲁迅所读的德语版、周作人所读的英语版的梭罗古勃(Fyodor Teternikov Sologub)小说《小鬼》(The Little Damon)的影响。这个"狂人形象"是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的。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批判姚文元歪曲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谬论

姚文元和胡风,明明是一路货,却偏要把自己打扮成反胡风的英雄。他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黑书中,煞有介事地写道:“胡风想把五四运动说成‘以市民为盟主’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把鲁迅的思想套上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正说明了他同胡适一样,是用歪曲历史的方法来反对无产阶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权。”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