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与政策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哈尔滨市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农村工作实际的研究,首先指出哈尔滨市乡村治理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其次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解决哈尔滨市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并提出"乡政村治"向"乡政自治"转变和"乡政自治"向"乡村自治"转变的两步走战略,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问题。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以地方自治为名,力图通过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农村建立严密的权力网络,稳固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干预能力大为增强,国家与农村关系空前密切.南京政府的乡村治理以失败告终,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关系重组的问题上,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时必须伴之以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强对乡村权力运行的监控,培育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家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因“会”而合:皖北传统乡村社会横向联结的组织基础——基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村的个案研究

联结机制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关键机制。在传统乡村社会,由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村民互助组织"因需而生"。透过这些互助组织进一步去看,发现它们恰恰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横向联结的组织基础,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民自治意识的产生。基于此,本文以"会"为媒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横向联结进行考察,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提供历史素材和有益经验。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