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剧与中国戏剧史的雅俗之变

一部中国戏剧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部雅俗艺术互动的历史.梳理汉剧产生的历史轨迹,考察汉剧文学形态与音乐形态的各种特色,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古老剧种,汉剧堪称中国戏剧史上雅俗之变的一个经典个案.可以说,没有清代中叶以后的花雅之争与雅俗之变,就不会有汉剧的问世;而不了解汉剧的前世今生,也就难以深入理解清代中叶以后中国戏剧的历史嬗变与本质特征.汉剧在"花雅之争"的戏剧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命运始终与汉口的经济发展及都市化过程密切相关.汉剧剧目偏重历史剧的特色,体现出剧本内容雅俗互动的明显特征;汉剧独特的音乐形态与风格,也充分表现了汉剧以俗为雅的审美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汉剧是中国戏曲史雅俗之变的历史产物.     

汉剧《驯悍记》与同名原著的审美对等——兼及《驯悍记》在中国舞台的搬演史

《驯悍记》自1913年以来就被我国戏曲改编,最近一次改编是2013年11月武汉汉剧院推出的同名汉剧。对比汉剧《驯悍记》与同名原著在人物行当设置、唱词与唱腔、文化植入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汉剧改编在保留原著"悍味"的同时,巧妙地追求与原著的美学对等。汉剧《驯悍记》改编的成功,说明只有在莎剧框架内彰显剧种风格,与原著各显特色,才能达到戏曲移植改编莎翁名著的目的,解决容量不对等的难题。     

论汉剧对明清传奇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诞生、成长于"雅部"昆曲与"花部"地方戏曲"争胜"的环境之下.从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成丰、同治年间,昆曲与地方戏曲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漫长竞争过程.在萌芽、孕育、发展过程中,汉剧对明清传奇的继承与发展不可忽视,它在剧目来源、脚色体制、音乐体系等诸多方面从明清传奇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同时,它又革新了明清传奇存在的音乐体系复杂、节奏拖沓缓慢、曲辞文雅难懂等创作、传播、接受环节之弊.在对明清传奇扬弃的基础上,汉剧在题材内容、音乐声腔、语言风格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其事动人"、"其词直质"、"其音慷慨"的优点.正是由于汉剧主动接近普通观众,逐渐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最终为"花部"诸腔取代"雅部"昆曲王者地位奠定了基础.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翻译研究的一个历时视角

译史研究的传统方式长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而疏于对事件之间联系的分析,因而导致记述与分析的失衡;译史研究的文化方式则偏重揭示翻译活动与文化互动,虽然部分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是造成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失衡.新史学理论的历史中时段对于处理好记述与分析之间的矛盾带来了重要的方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内外之分,为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此可以将翻译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前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为中时段,辨认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范式并指认具体译论所属的范式,在对范式的把握中勾画内部历史的发展的图景;后者以译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为历史中时段,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史实并解释其文化成因,在与文化的参照中重建史实之间以及史实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内外并重、双维平衡的翻译史解释模式,不仅能够处理好记述与解释和理论与实践在翻译史中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预见了内外译史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文化三级跳:人工智能的工艺史定位

从物质性工艺史视角看,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人脑神经元系统,是自然工艺史不断进化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一跳;文字系统是人在自身生物性身体之外创造出的智能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二跳;而作为人脑、文字系统与现代机器系统交汇发展的产物,当今人工智能机器系统正在把人的体能和智能从非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物质性工艺史研究克服了有关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孤立的精神性观念史倾向,有助于科学揭示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大势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     

戏曲史料建设的可贵探索——《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评介

《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版)是朱伟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剧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集中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发表于京、沪、汉等地报刊上与汉剧相关的资料,不仅为今后的汉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而且,对于近代戏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史料建设而言,也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通常认为,汉剧至今已延续了三百多年,曾有"八百出"的剧目被创作或演出,长期兴盛于荆楚大地并流播到湘、豫、川、陕、闽、徽、粤、赣、黔、晋等地,对京剧的形成和楚剧、广东汉剧等剧种的艺术形态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或许是囿于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长期的"非中心"地位,汉剧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不仅远远落后于京剧研究,甚至落后于豫剧、黄梅戏、婺剧等地方戏的研究.点检相关文献,清末以来针对汉剧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学界较为熟悉的大抵就是民国时扬铎的《汉剧丛谈》和《汉剧在武汉六十年》、阎金锷的《汉剧》,以及建国后刘小中、郭贤栋的《汉剧史源流》和邓家琪主编的《汉剧志》.还有一些著述(如王俊、方光诚的《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杜建国主编的《湖北戏曲概览》等)在论及汉剧时,虽然有不少新获,但其命意并不在于为汉剧而作专论或专史.可以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质、量,还是学术影响,汉剧研究在戏曲史研究中的地位,与汉剧本身的重要性,是不相匹配的.正因为如此,对汉剧艺术形态、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了.从这个角度看,朱伟明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可谓应运而生.     

马涅托及其《埃及史》

马涅托是出生于托勒密一世和二世时代的一位僧侣和著名的学者,他写了8部重要著作,特别是他搜集文献和口头传说的史料,写作了<埃及史>,使他成为古代埃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埃及史之父",在古典史学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埃及史>重要价值在于:他提供了第一部有系统的、完整的埃及法老史;其次,这部著作保留了古代埃及的神话与宗教思想、并把古埃及的神和希腊的神相匹对,有利于东西文化宗教思想的交流;最后<埃及史>的王朝体系为现代埃及学研究奠定了相对年代学的基础.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

西方书籍史研究值得我国学界借鉴。我国书籍史研究较之西方存在以下不足：一、学术视野相对狭窄,视角单一;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不足,不尽合理;三、历时性研究多,共时性研究少;四、研究方法单一,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五、文本单一,语言与写作策略单一;六、基本上是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七、对书籍史的科学与文化生态缺乏研究;八、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研究,受制于静止的文献与史料,呈现为传统的史料爬梳、罗列与静态分析、总结,因袭考据;九、书籍生产与经营研究十分＂薄弱＂;十、对书籍科技史的研究,或对科技书籍史的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十一、对书籍史研究的＂客体＂缺乏明确的界定。我国书籍史研究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就,以求能够进一步拓宽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书籍史研究的内容,使各科书籍所蕴涵的形式意义与内在意义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科学、文化与美学诸方面得到历史性的揭示、再现与还原,并且能够尝试运用诸如史性和诗性相结合的叙事性文本语言予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