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仕思想论

仕者是孔子＂为政以德＂和＂仁者爱人＂等政治理想实现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出仕、仕途、仕止和仕论等环节,孔子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独到的见解与知天命之年的短暂成功实践,形成了较为科学的＂仕＂思想,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文化遗产。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论魏禧与贺贻孙的"若不相知"

魏禧和贺贻孙同是明末清初文学名家,同在江西,易代之后均隐居不仕,两人有彭士望、方以智、萧伯升等共同的朋友,魏禧还多次出游,寻访天下奇士,但两人却始终未能相见,甚至在诗文中从无只语片言提及对方。此现象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极可能与他们的思想与学术的不同趋向有关。贺、魏两位名家的失之交臂,可视为节士与豪杰、才子与志士的分野。     

希腊、拉丁格言、名句选译

一切都要尽善尽美。(贺拉西)柏拉图是朋友,而真理是更亲的朋友。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论傣族对《兰嘎西贺》的创造

我在论文《<兰嘎西贺>与<拉玛坚>和<罗摩衍那>》里,比较了傣族叙事诗《兰嘎西贺》与泰国剧诗《拉玛坚》,发现它们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细节)、组织结构、叙述方式、主题思想各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那么《兰嘎西贺》是不是《拉玛坚》的翻版呢?否！只能说是取材于《拉玛坚》故事,犹如《拉玛坚》从罗摩故事取材而加以创造。     

《明史》标点商榷三条

卷186《雍泰传附张津传》(页4932):“[张津]预平富贺贼……”(中华书局本,下同。) 按:“富[川]”、“贺”,都是当时的县名,同隶于广西平乐府,见卷45《地理志·广西·平乐府》。这里把两县混而为一,不妥。“富贺”中间应加上顿号,标点作:富、贺。卷199《李承勋传》(页5266):“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按:“临安”是府,“蒙自”是临安府之属县,见卷46《地理志·云南·临安府》。临安和蒙自是从属     

关于日本伪满移民的两个问题

九.一八之后,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总数,有220968人,270428人,241374人,318000人等。本文综合各方资料,认为从1932到1943年,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有313327人,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朝鲜移民和＂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青少年开拓团和＂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在本质是一样,都应当移民看待。另外,需要区分日本入满奉仕队与伪满自身组织的勤劳奉仕队。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仕蕃汉人官职考述——P·T·1089号卷子研究

关于吐蕃的官制问题,中外藏史学者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对当时仕蕃汉人的官职、品位、职能以及在仕蕃官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还很少有宏文深论。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吐蕃王朝的经济政治制度、汉藏民族关系和唐蕃文化交流,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P·T·1089号卷子是关于吐蕃地方官职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单的一份档案记录,具体说是对沙州官位和名单的记录。它是我们研究吐蕃王朝在其军事占领区设置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机构以及仕蕃汉官的品位、职责的珍贵资料。本文就这一卷子作出一些探索性分析,厚望于专家指教。 当时在唐封建王朝与吐蕃奴隶制政权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睦邻时期,又有兵戎相见、甥舅反唇的交恶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影响到蕃人仕唐的官阶与人数。见于史传的仕唐蕃官,据《资治通鉴》载:     

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读《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收获，是章罗生先生出版了他潜心研究多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值得为作者贺，为中国纪实文学研究界贺，为未来的报告文学学科贺!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学习是做好干部的首要条件

正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要、国家兴盛之基。要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的标准与要求,先决条件是要重视加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能力素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句话出自《荀子·大略》,意思是做学问的不必都去做官,而为官者都必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对我们而言,重视和加强学习,争做学     

唐王建生年、仕举、行年三题

中唐诗人王建,一生命途多舛,仕宦不显,生平史料罕缺。本文以现存史籍、诗人作品为据,参以近现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对其生年、仕举、仕历三个问题进行梳理、辨析。     

论“勤劳奉仕”制度的本质——兼谈“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的两个问题

2002年<纵横>杂志发表"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回忆文章.文章在涉及"勤劳奉仕"这个伪满洲国所特有的历史概念时出现两个错误其一,"勤劳奉仕"始于1944年;其二,"勤劳奉仕"是当时社会开展的"自救运动".事实上,早在1939年,伪满"协和会"就开始推行"勤劳奉仕".1942年日伪当局已经用"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从本质上说,"勤劳奉仕"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制东北民众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     

“古代婚礼不贺、不用乐”辨

由于对《诗经·关睢》是否为“结婚乐曲”、“贺婚歌”的意见分歧,引起了对古代结婚贺不贺、用不用乐的讨论。否定论者认为古代结婚既不可唱赞辞热烈祝贺,更不可能奏乐(程迅:(《<关睢>不是结婚乐曲或贺婚歌》,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     

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

东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了“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价值趋向,而《维摩诘经》 中倡导在现实世界寻找佛国净土,鼓励在家居士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东晋士族文人的这一普遍心态。无 论是张湛的“至虚”学说,还是《世说新语》中东晋士人的双重人生态度,都可以视为维摩在家居士思想的 诠释。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