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先秦儒道伦理思想之比较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包含着众多思想成分相摩相荡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在这由多元文化所架构组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之中,儒道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相互刺激。儒家以善恶界说人性,道家则倡扬人性自然;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为本,道家则极力鼓吹道法自然。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可以说,正是儒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并立融通,才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稳、进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先秦儒墨伦理思想之比较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包含着众多思想成分相摩相荡而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在这由多元文化所架构组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中,儒墨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儒家倡导仁爱为本,墨家则极力鼓吹兼爱至上;儒家强调以义制利,墨家则主张义利并重.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管子》德治与法治关系新论

<管子>为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著作汇编,其论述兼具儒、法、道、阴阳、兵、纵横等各家言论,彼此之间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论述或有相和、或有主次、或有相对,故德治与法治关系不能一统定论.因此,关于<管子>中德法关系认定上的主德治或主法治亦或德法并重都是有偏颇的,其德治与法治关系起码涵盖:儒家主张德主法辅的关系;法家主张法主德辅的关系;儒、法折衷派主张德法并重的关系;道家主张道统德法、法源于德、存德去法的关系;阴阳家主张顺应阴阳五行基础上的德先法后关系;兵家主张兵治为本基础上的德法并用关系;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基础上的德主法辅关系,为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建设中的德法融通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秦始皇和秦、汉帝国——兼论道家儒家和法家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哲学家的时代。在哲学家中,道家和儒家可并称为两大家。在当时及在后世影响最大者,则除了道儒二家外,还有法家。在当时,在各派哲学家中,法家是最后的一个学派。从这以后,哲学家的时代便告结束。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汉——唐法律思想略论

本文阐述了汉——唐时期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消长融合的演变过程;结合法制的沿革、法律的实行和法律平等及肉刑废复等问题,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分歧点和本质上的一致性作了说明;论述了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法律思想演变的影响;指出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特点是,随着西汉开始的法律儒家化,逐步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以儒学为伪装、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的地主阶级正统法律思想。     

从中唐“永贞之变”看韩柳儒法之争

唐代中叶的“永贞之变”,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前后,围绕着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这些根本问题,儒家和法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柳宗元。他力主革新变法,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儒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儒家的代     

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理论溯源

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可以从货币数量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的有关论述中探寻。这些理论对于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预测效力上存在争论,经济学家对这两种理论的维护和相互融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治与法治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生活和思想战线非常活跃,出现了多年来所未有的可喜现象,人们对于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堵塞产生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漏洞,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人治和法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在有的文章中,片面的强调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两者始终对立,各执一端,如水火之不相容;似乎以礼治、德治为内容的人治就意味着专制,而法治则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是限制君权、反对专制的。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褒法贬儒的印象,而且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儒法斗争的历史从古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李贽政治思想异议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因为非孔非圣,遭到残酷的迫害,最后死于狱中。三百多年来,对于李贽及其学说的评价,由“毁誉参半”而渐趋统一,一致认为他是向传统的儒家圣教举行发难的志士仁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异己。但在基本统一的认识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李贽的政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是法家的、道家的抑是儒家的?李贽既然非孔非儒,当然他的政治思想就不是儒家的了,这是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也据此说李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从李贽的主要著作看,并无法家理论的色彩,说他是法家…     

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思想及官吏选拔制度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能够确立和延续,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科学文化得以繁荣,与封建社会的人才思想及官吏选拔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一 封建社会初期,儒法之间曾经发生过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儒法两家观点迥异,其结局是人治思想获胜。儒家人治思想之所以能够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采纳,就在于它有可供利用的内容:“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提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谓“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①,“天之为父母,以为天下王”②均表明君万物者莫大于天,天不能自行其意志,而必假于天子或帝王以行之,于是作为统治者的一切活动就…     

韩非子历史哲学的现代审视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贯彻"法后王"的治国策略,认为时代在发展,治国不必法古.儒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倾向于把人类历史视为周而复始的循环,法家则把人类社会认定为直线的发展过程.以先秦诸子为参照,通过比较研究,不难看出韩非子历史哲学突破了循环论和复古主义的框架,与近代提出的进化史观颇为相似,而他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则与西方后来提出的人口是按几何倍数增长的观点极其相似,韩非子的历史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治国必不可少的参考.其正面价值在于: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法治比人治更为科学、客观、公正;而负面价值则是人不能变成执行法律的机器,应该更具有灵活性和人文关怀,才不失法治的本义.     

李白诗二首译注

李白(公元七○一──七六二)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敢于对孔丘、对反动儒家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大胆的嘲笑,对历史上进步的法家人物则能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在尊孔思想异常猖獗的时代,李白能够顶住这股妖风,这说明,李白确实有一种反潮流的革新精神。 李白生活在唐王朝从表面繁荣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维护唐王朝已经动摇了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极力提倡孔孟之道,妄图勒紧这条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索。李隆基还亲自扮演过“祭孔”、“朝圣”这一类丑剧,并把孔丘扶上所谓“文宣王”的宝座,儒…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