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

Bongaarts和Feeney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争议、讨论和各种新的尝试。文章梳理了这一研究上的理论争论,简要介绍在此方法方面的重要进展。十年来,去进度效应方法的应用已经从总和生育率扩展到平均预期寿命以及时期婚姻指标。文章还简要介绍了Yamaguchi和Beppu在改进去进度效应生育指标时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思路的创新。特别介绍了Bongaarts和Sobotka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新提出了TFRp*指标,用以分析欧洲国家近年生育率的回升,发现TFR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时期效应的减少和消失,而时期生育的数量水平其实相当平稳。在此就时期调整指标方面研究的进展做些评论,并讨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

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及差异程度的对比研究对于人口发展问题意义重大。首先通过运算,得出了城乡总和生育率指标数值,呈现出2000年以来十年间城乡生育状况,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十年中生育水平呈现波动状态,但农村总和生育率一直都低于1．8,城镇则低于1．3,差异近几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城乡生育水平差异主要来自二孩生育率的差异,二孩生育率近十年来有微弱上升趋势;一孩生育率受民俗等因素影响较大,城镇波动大于农村;平均生育年龄推迟现象在城镇、农村一直都在缓慢持续。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水平的演变过程及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生育率模式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异。揭示了新疆地区生育水平的变动规律，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面临近年来极低的全国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水平，有关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出生漏报的估计，一方面集中于针对极低生育水平的对策研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视了，即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变化而使得ＴＦＲ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已不能很好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就此，本文介绍了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和Ｆｅｅｎｅｙ新近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方法。应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对 ＴＦＲ’方法的检验表明该指标的确比 ＴＦＲ指标更接近于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率。而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近年ＴＦＲ仅为１．３，但作为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近年ＴＦＲ’值却为１．７，这表示全国终身生育率大体仍在政策要求的水平以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数据中的出生漏报问题，那么实际终身生育水平还会更高。本文还分析了其他有关指标，并对该方法在应用中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生育转变为认识中国生育转变历程提供了多样视角。使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描述了不同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的变化,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区分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不同民族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各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大多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部分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略有回升。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不同民族生育模式不同。民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但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民族内部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超越民族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2 0 0 0年人口普查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2 2 ,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 ,认为 2 0 0 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 1 5 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认为 1 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 ,2 /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1990～2000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在对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进行漏报评估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1990～2000年间的妇女生育模式,进而对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进行重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72～1.76之间。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方法”的一点看法

在生育水平和生育年龄有较大变化的时期，ＴＦＲ’（去进度总和生育率）指标比ＴＦＲ能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水平。但是，ＴＦＲ’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ＴＦＲ）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