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负面影响的对策探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是我国当代农村并行的两种社区组织形式,而且,残存的宗族组织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青龙村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现状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它仍表现出一系列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具有的特点,即可持续性、隐含性和变形性.然后立足于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特点和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强弱利弊分析,提出解决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思路.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本期重点推介

宗族与民族社会专题当前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宗族问题是民族学社会学、乡村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期一组论文从不同层面对当今民族社会中宗族的现状、地位、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对宗族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其中,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等通过对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提出了与学术界传统不同的新观点: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原创性;云南大学寇翔的“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     

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村民选举的“管中窥”,发现目前村民选举存在阻碍因素。如,一是现行农村管理体制与村民自治的矛盾,目前农村的情况主要还是集权治理、还存在缺陷;二是在宗族、地域、文化、经济、乡村精英等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以及在乡、村等组织网络之中,村民自治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三是依法行为的观念淡漠,有关法律制度较粗略,权力的失范;四是转型时期不公正的分配结构,不诚信的所作所为,不少干部的以权谋私,等等。由此提出:目前推进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关键是全力塑造领导干部诚信品质。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W县S村调查谈起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村民自治基本单位是行政村。现实经验表明,行政村自治缺乏集体经济作为物质支撑,难以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实践中也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村民自治基本单位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不适应,容易造成选举为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进而使得选举形式大于内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而演变成分利的中间层,自然村的自治也容易被行政吸纳或者制度忽视而受到削弱。从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探索将自然村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将村委会改造为以公共服务和地方事务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一种“双层自治”的治理模式。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近代社会存在的宗法制度,既有族权、父权、夫权、神权等各民族共有的内容,也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表现在宗族、家族制度与地域组织结合的不同形态,女性在宗族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不同表现形态,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不同存在形态、多种形态的继承制度及其性质四个方面。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晋国公族与卿大夫

春秋时期晋国公族的衰落和卿大夫的崛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而晋国公族与卿大夫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导着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的演进。卿大夫的兴起以及晋国实行的县制最终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 ,并且把晋国公族推下历史舞台 ,而晋国的卿大夫则以新的姿态在战国时期扮演了列国君主的角色     

土家族族规与现代社会调适探析

族规是土家族宗族社区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经实地调查,笔者认为,当今复兴的族规绝非旧族规的翻版。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发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族规与现代社会调适,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     

当代湘西土家族宗族现状透析——对湘西瞿氏家族的个案调查

湘西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社区组织,如湘西的瞿氏家族是一个规模适中的土家族家族。从瞿氏家族结构的现状来看,既有其积极的一面, 又有消极的一面,因此, 必须因势利导, 趋利避弊,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