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郭学信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精神风貌都表现出与宋前士大夫阶层许多不同的特质，这固然与宋代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联。正是伴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细密周全，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与观念方...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宋代术数异常兴盛,朝廷虽对其严加管控,然士大夫和术士仍过从甚密。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不能从历史文本简单以信与疑而论断,必须考虑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政治因素及文化传统,而且要以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镜,方能厘清宋代士大夫对术数“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刘安泰一、科举制度的定型与完善宋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完善有直接关系。宋朝皇帝接受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一开始就重视科举取士,实行文官政治。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①之誓;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过,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     

仕履迁转与道里远近：宋代宰相免谪地考论

宋代宰相为百官之长，其罢免一般出自皇帝旨意，但也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宋代宰相罢免频率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加。宰相免谪地的远近体现出离开政治核心的程度，与其能否再度返朝任职存在一定关系。宰相免谪地依据距离京师的远近可划分为京师(开封与临安)、临京府路、远府路、偏远府路四种类型。宰相免谪地远近一般取决于罢免缘由，同时又受到宰相出身、地位、政绩以及与皇帝、同僚、后宫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影响。宰相免谪地的选择被灵活运用到皇帝罢免宰相的政治情势中，彰显在宰相人事任免中的皇权意志和最高统治力。     

宋代君臣殿上间距考论

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是双方肢体语言上的一种政治性以及性情感分寸表示。一般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肢体冲突所致的亲密距离。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宋代君臣关系整体上比较融洽密切,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表现。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从宗室出镇看北朝隋唐间皇权政治之发展走向

无论是颇具部族遗风的北朝宗室出镇,还是形成父子共治“家天下”格局的隋唐宗室出镇,都是中国古代皇权运作的不同形态,深受不同时代历史条件的影响。从宗室出镇的特征演变与最终舍弃来看,北朝隋唐间的皇权政治演变走出了南北朝的变态,而且崭露除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共治”之端倪。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一士大夫”政治体制确立时期。这一体制的确立 ,从表层上看 ,与宋代科举制度和崇文抑武的国策直接相联 ;从深层上透视 ,它是唐末五代以来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官政治的确立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