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在悲剧中获得肯定和再生——评曾庆元的《悲剧论》

曾庆元的《悲剧论》出版了。20余万字的篇幅标示着他的研究成果,也融进了他的甘苦感慨。读完全书,想及作者在全书完稿后有意“拉开时间距离”之后才交给出版社的冷静,想及《悲剧论》作为一门选修课在武大课堂中对莘莘学子的吸引……我赞同白嶷岐在《序》中的判断:《悲剧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悲剧理论专著”,“在我国有着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选     

真善美在悲剧中获得肯定和再生——评曾庆元的《悲剧论》

曾庆元的《悲剧论》出版了。20余万字的篇幅标示着他的研究成果,也融进了他的甘苦感慨。读完全书,想及作者在全书完稿后有意“拉开时间距离”之后才交给出版社的冷静,想及《悲剧论》作为一门选修课在武大课堂中对莘莘学子的吸引……我赞同白嶷岐在《序》中的判断:《悲剧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悲剧理论专著”,“在我国有着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选题时、曾庆元无疑是承受着时代的重荷。70年代末,理论界紧随着时代探究着文艺悲剧性的问题。一些在17年间曾撰文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有悲剧的作家和学者,也都痛切地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来修正自己从前的谬误;然而那些作品和论文都带有急切的实践性和功利性。随着政治上的结论和重点的转移,于是大家又急急忙忙地离开这个门径,又紧迫地试图叩启另外的学术之门。曾庆元跨进悲剧理论研究的大门之后,以不辍的研究介入时代,并以科学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硕果——元代“四大悲剧”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比较

中国元代之后的学者们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并称为“四大悲剧”,这是名符其实的赞誉。我还认为将这“四大悲剧”跟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进行平行研究,更有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元代戏剧家跟莎士比亚尽管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又相距遥遥万里,但由于人类在天性、情感和心理结构等等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类同的地方,又由于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将军吟》的悲剧特色

莫应丰同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是一部较完整地反映军内“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悲剧.悲剧问题,是个文学理论问题,也是个艺术实践问题.作为一次悲剧艺术实践,《将军吟》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曲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艺术经验.作者一九七六年“冒死写于文家市”,这就表明,当“四人帮”还在横行、“文化大革命”仍作为喜剧续演着的时候,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这幕政治悲剧作     

美狄亚性格力量之源

“悲剧不同于喜剧的地方,往往在于它几乎完全是男性的。”这是英国戏剧界权威人士阿·尼柯尔教授在他的《戏剧理论》中说过的一句话。纵观西方古典悲剧,仅从剧名就足以佐证这一理论的权威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古典主义悲剧中的《熙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等,——西方古典悲剧确是男人的世界。     

不同文化生存背景下的畸形母爱--关于《生活在别处》与《寒夜》的比较

本文以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和巴金的《寒夜》为例 ,将个人的、本能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东西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从一个广阔的视角 ,辨析出相同的文学母题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不同变种 ,即冲突模式的不同 ,在《生活在别处》中表现为“母亲—儿子”的矛盾冲突模式。在《寒夜》中 ,则表现为“婆婆—媳妇”矛盾冲突模式。玛曼的悲剧是一种走不出自我的悲剧 ,汪母的悲剧更多的是一种“他者”造成的悲剧。     

半开的樊笼——从老舍的《离婚》到谌容的《懒得离婚》

一九八七年法国出版了老舍的杰出小说《离婚》,译者保尔·巴迪与李诏华把书名意译为《半开的樊笼》,此乃一绝。它与当代女作家谌容的《懒得离婚》所共同表现的欲离婚终不能离的悲剧都发生在这“半开的樊笼”中。这是一种现代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剧。因为倘这樊笼终日紧闭,笼中人会因无以获取一个新的生存参照系而感到自己活得没意思;倘这樊笼四门大开,笼中人自可以从中跃出,立时呼入现代清新自由的空气。正是樊笼之“半开”影响了中国人现代的生存处境,影响了现代与当代人诸种大大小小悲剧的文化心态的动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别无他途!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熙德》结局的比较

说到悲剧,自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在欧洲剧坛上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悲剧通过“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好的人”的不幸遭遇,以引起观众“恐惧和怜悯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升华,从而获得教育”。悲剧的格局是情节“由顺境转入逆境”,一悲到底。《俄狄浦斯王》如此,《安提戈涅》、《哈姆雷特》等也是这样。这是悲剧的主流。然而,在此主流之外,欧洲悲剧也有象中国悲剧那样不一悲到底的,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高乃依的     

《十日谈》中的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

分析并评价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特色 ;论证《十日谈》中的喜剧作品的美学特征 ,指出《十日谈》中的喜剧具有鲜明的“狂欢化”性质 ,并对其中的喜剧的“狂欢化”特点进行分析。分析《十日谈》中的悲剧作品 ,指出薄伽丘在对悲剧冲突的理解上 ,对悲剧人物及其显示的悲剧精神的表现上 ,在对悲剧结局的处理上 ,都已显示出了近代悲剧的重要的美学特征。     

论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经过《左传》、《国语》等载录,到司马迁的《史记》,业已基本形成。最早把“赵氏孤儿”题材创作为戏曲的是元初的纪君祥。他的被誉为元人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杂剧,奠定了这一源远流长、传唱不衰的传统剧目的厚实的基础。纪剧之后,出现了这一剧目的众多的戏曲改编本。本文拟专论《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试谈惜春的悲剧美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评论》)莱辛认为:“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汉堡剧诗》)如果说整部《红楼梦》是由一首首人物命运悲剧小诗组成的长篇悲剧组诗,那么惜春的悲剧则为其中一首独有特色而又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诗.它像一朵洁白的茉莉,即便折离枝头,仍馨香沁人,诱人怜惜.惜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红楼梦》第二回)她的出身,比之二小姐迎春、三小姐探春都要高贵,她是和元春一样的正派小姐.可是,她和元春的处境又不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论《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质

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每以“打破大团圆模式”的《红楼梦》作为我国悲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以为自《红楼梦》起,我国才有了置于世界名著之林亦无愧色的伟大悲剧。然而,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事实是;早在《红楼梦》产生几个世纪前的十四世纪初,我国文坛就出现了堪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媲美争奇的悲剧杰作,达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从托尼·莫里森作品看美国黑人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研究主要是关注人自身“精神圈”这一内自然的生态平衡,并探索精神生态失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三部作品中,托尼·莫里森塑造了美国黑人社会一系列悲剧人物形象,悲剧的因素包括“黑人性”的丧失与母爱的扭曲：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社区在白人强势文化面前迷失自我,丢弃“黑人性”,酿成了佩科拉一家的悲剧;在《秀拉》中,秀拉抛弃“黑人性”,蔑视黑人传统,给黑人社区带来了灾难;《宠儿》中塞丝杀死亲生女儿,《秀拉》中伊娃杀死深爱的儿子,都是扭曲的母爱带来的毁灭。如此种种,都折射出美国黑人精神生态的危机状况。     

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悲剧意识

我国古代的戏曲批评,并没有使用过明确的悲剧概念,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一直到晚清才在曲论著作中被引进使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古代曲论中根本没有悲剧的意识。不是的,理论来自实践的抽象与升华,既然元杂剧中已产生诸如《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等著名悲剧,而且明代的传奇悲剧又将古典悲剧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那么,它必将在理论批评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早在元代,《中原音韵》称“南昌宫感叹伤悲”、“商角悲伤宛转”、“角调呜咽悠扬”等等,事实上已注意到戏曲音乐宫调中的悲剧色彩。而后人用以概括杂剧传奇故事情节的所谓“悲欢离合”,也来自古人的     

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试探

一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时,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又说:“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既然这种快感是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通过诗人的摹仿而产生的,那么显然应通过情节来产生这种效果”。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的这种独特的快感能使人们的思想情感得以受到教益和影响。悲剧艺术的这种快感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称之为“卡塔西斯”(Katharsis)。     

中国古典悲剧审美心理谈

欣赏中国古典悲剧,我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悲剧作品中的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场,但结局却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对悲剧作出“补偿”式的“团圆”处理。古代最悲的悲剧要算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了个“窦天章为女伸冤昭雪”,由悲转喜。而马致远的《梧桐雨》和洪升的《长生殿》,却安排了神话般的月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