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三权改革背景下土地权益与农民永久性迁移分析——来自浙江4个县市4个行政村的实证

既有研究论证了农民的非永久迁移是户籍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造成的不正常现象。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旦这些制度被完善,这种非永久人口迁移就将被永久迁移取代?本文基于浙江省4个县市4个行政村的家庭普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在户籍、土地"三权"改革制度背景下,农民永久性迁移意愿及土地权益对其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于举家永久性迁移定居城镇的总体意愿并不强烈,进城落户后普遍选择继续保留"三权"。进一步探究具体的土地权益因素影响及机制发现:三权制度改革对农民的永久性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现阶段土地禀赋对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民的永久性迁移,但其可以通过部分禀赋因素的改变(如家庭非农业就业人口)解决农地流转中农民永久性迁移的困境。控制因素中,家庭中成员外出就业情况、是否已在城镇购房或建房等指标对农民永久性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有序促进农民的永久性迁移,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加快推进"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改革,加大政策改革的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关注农民理性决策中预期的风险成本收益,如土地权益、流入地的居住成本等,要解决农民想进来、进得来的问题,更要关注农民住得下、留得下的问题。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及其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意愿的影响

土地一向被视为农民的天然保障，然而在农民非农收入渠道增多、土地收益的重要性下降的情况下，土地能否有效地承担起家庭医疗风险负荷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样本农户的土地收益和医疗支出，认为土地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户已不具备足够的医疗保障能力，并进一步通过逻辑回归证实了土地保障能力在不同地区和农户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家庭和合作医疗在防范疾病风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的决策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推进以重建合作医疗为方向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农户在土地保障能力和合作医疗需求（参加意愿）上的差异。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年龄、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家庭男孩数、家庭女孩数、家庭承包土地数及是否了解新农保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显著;性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并无显著影响。与已有对东部地区农民旧农保参与意愿的研究结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意愿有其自身的特征。政府部门应针对当地农民的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并总结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实现预期的全覆盖目标。     

西部地区农民进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21县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的进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离城镇距离等对农民进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家庭承包土地数量有负向影响,而性别、年龄、技术、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退化地区家庭人口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以中国西北毛乌素沙地为例

微观层面模型对于区分不同的人口群体以更好地明确环境退化的责任主体及其原因具有重要价值,对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经济区分是联接家庭人口特征与土地覆盖结果的重要手段。基于扩展的恰亚诺夫理论框架,文章利用2007—2008年两次调查所获293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OLS和logit多变量模型实证分析毛乌素沙地家庭人口和其他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人口因素对毛乌素沙地农户的土地利用产生重要影响;(2)毛乌素沙地主要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也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的过程;(3)毛乌素沙地农户在减少有助于土壤修复利用活动的同时面临上升的退化风险。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 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18～45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采用logit模型对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是影响在农村推行何种养老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回归模型中的无序多属性反应变量的Logit模型（MNL）对武汉市江夏区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与家庭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年净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虽然在样本中影响较大,但在总体中对养老模式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生育转变的民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汉族和蒙古族的比较

本文采用在2013~2014年寒假期间对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兴安盟等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一般回归方法和有序Logit Model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年龄、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蒙语书写能力、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自己文化程度、住房面积、照顾老人的数量等因素对蒙古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起到影响作用,影响作用显著;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汉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影响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和本民族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吉林省农村地区为例

生育意愿是对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等内容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家庭条件、居住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东北地区农村群众的生育观念,仅从农业大省的角度分析社会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育性别意愿的影响。影响吉林省农村生育性别意愿的社会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男性的依赖。吉林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生产模式没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量将表现出与父辈们不同的特征。本文采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支持的调研数据,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与经济因素是影响“80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养老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建立养老服务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文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比较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个体、家庭、社区三类因素的共同影响,呈现多元化特点,而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则基本集中于家庭因素.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更趋向于独立居住或入住养老机构,而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支持程度.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