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探悉

近年来,农民工因权利受到侵害,各种形式的抗争频繁发生,尤以群体性事件引人注目。文章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社会挫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构建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高、流动范围大对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意愿有正向影响。同时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在不一致性,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行动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其中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较明显。因此引导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融合、推进其市民化尤为重要。     

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

由于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加之很多农民工缺乏就业竞争优势,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关系矛盾中很难通过“劳资博弈”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构建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机制非常必要。要明确规制目标,查找短板,不断提升规制效率和效果,就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而其关键环节就是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极为缺乏。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战略导向,能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大驱动力的要项,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非政府组织对流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持——以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在二元体制下,由于社会网络缺失,国家建构起来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无法满足外来农民工的需求。这为非政府组织介入流动农民工子女教育支持提供了机遇。作为一个为外来农民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除作为政府的补充为流动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类公共物品．为外来农民工提供社会支持,以便其子女完成学业,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之外,同时还为流动农民工子女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支持。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江苏农民工的就业态势与社会保障管理创新研究

农民工进城就业难、收入低、公平权益受损、后顾之忧甚多,这些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江苏8市农民工就业态势调查分析,他们面临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职业与身份分离,使之社会保障缺失。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与自身发展,关键在于制度保障与管理创新,用公共管理理念指导社会保障运作。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

农民工因迁移造成的空间场域转换、社会适应难、经济地位低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社会支持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此,本文研究社会支持对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量"的特征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质"的特征则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并有明显的调节作用,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差于中青年农民工,但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高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负担;此外,在高龄农民工内部,跨省农民工心理状况劣于省内流动者,而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跨省流动者的心理压力。     

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

精准解决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小康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扶贫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创新。在对传统的反贫困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挖掘传统扶贫治理模式“家长式”、“政府独揽”及“责任独担”的“单中心”政府包办模式的弊病,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滇西边境山区扶贫治理现状,提出构建以地方政府为扶贫开发主体,非营利组织、国际和本土扶贫NGO、社会组织、个人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共同协作的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及实施的对策与建议。该体系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我国本土反贫困治理理论,拓宽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的视野,以加速实现特困地区的脱贫。     

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并利用人的经济价值理论解释了民工荒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价值的提高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的提高,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博弈视角的劳务输出主体行为选择实证研究

“西北农民工就业难”和“东南企业招工难”的两难现象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步伐产生了较大阻碍。实现劳动力对接，推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企业用工难．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的劳务输出集中地——甘肃定西市劳动力输出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博弈论方法实证研究了其劳务输出过程中主体的行为，认为要促进劳动力输出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企业和劳动者本人要付出足够的合作成本，且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者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同时存在劳务中介时。由于中介对象的相对不变性，劳务中介在博弈中可能存在重复博弈的行为，并存在纳什均衡解：如果中介诚信．就可以继续合作。政府在此过程中，应从促进供需双方对接、保障劳动者权益和提高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     

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解析 ——基于定居意愿的比较

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是一个兼具独特性与复杂性的流动人口群体.虽然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诸多特征看似介于非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与务工型中年流动人口之间,但是,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健康状态与在业状况对定居意愿影响模式的分析与比较发现,生命周期及代际支持理论对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适用性远高于市场...     

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的调查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省常州市548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绝大多数指标结果不容乐观,农民工的多项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劳动报酬获得、休息休假、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的权益受损较为严重。基于调查结果,文章提出了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实施人性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