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典型就业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探讨行业之间就业条件差距的代际变化情况,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丁资、劳动强度、社会保险状况等就业条件的行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代际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反映出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与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损害。行业待遇差距过大,将会恶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均衡,甚至加剧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嬗变的艰辛:直面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遭遇急风骤雨。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质量下降,留守儿童、老人和留守妇女不断增多,离婚率急剧上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质量提高,但组建婚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11月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跟踪调查"基期调查的数据,描述性分析了本次调查中儿童的心理状况,然后再比较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之间的差异,并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儿童的个性特征、学校的同伴关系,以及父母亲的亲子交流情况。其中亲子交流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到儿童的个体特征,而且会影响到其在学校的同伴关系。因此,家庭教育问题才是解决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根本因素。     

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

可雇佣能力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与培训机构在这一能力开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构建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虽然这一群体可雇佣能力与其收入及所持有的培训证书显著相关,但却与教育、培训经历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应更多关注对这一群体的培训过程与培训后续服务的更好衔接,为学员终生可雇佣能力开发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方案,并缓解进城务工青年地域转换过程中的心理调适问题;还可通过证书获取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在教育形式和对象上应在细分受众基础上加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更多实现资源共享。     

流动儿童心理状况及讨论

本文运用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小样本抽样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分别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并从流动儿童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讨论了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原因。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相对较好,因此,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学校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有关部门应该对当前处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中的流动儿童学校给予某种指导与帮助,以期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好地学习与发展提供某种政策支持。同时,更应该注意到本地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相对较差的事实,这可以被视为当前鼓励流动儿童以公立学校就读为主的受教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公立学校应该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状况的扩大。当然,流动儿童的心理评价及各种影响后果的研究仍然有待于深入的讨论。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流入大城市农村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本文概括分析了流入大城市的农村人口及其子女的特点, 分析了其子女教育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并着重就“组织创新”和“经费筹措”提出了对策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系统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理想初婚年龄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质量,尤其是网络成员的平均理想初婚年龄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有显著影响;在初婚行为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可以降低男性农民工早婚的风险。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和降低早婚风险也有一定影响。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及其政策启示

文章使用“城乡困难家庭调查”2014年跟踪数据,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结构和家庭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血缘和亲缘关系仍是我国城乡困难家庭最天然的帮扶网络,但官方社会救助系统的作用已超过民间系统,邻里朋友仅在血亲和官方系统失灵时起补充作用;基层治理结构对求助网络的城乡差异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求助网络呈现多元均衡的特征,但面临官方救助系统的制度性缺失;人口规模、低保资格两个家庭因素对城乡困难家庭求助网络有显著影响。文章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针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建立官民并举、多元协作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