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同盟的终止与日本外交的得失

1921年12月13日签署的美英日法四国条约,是华盛顿会议上产生的第一个重要条约,该条约宣告了日英同盟的终止。日本政界人士对四国条约的签署感到欣慰。日本把改善日美关系、发展多边国际协作置于日英同盟之上,认为为此目的而牺牲“毫不足恃”的日英同盟是值得的。我国和日本某些历史著作,把日英同盟的终止视为日本外交的重大挫折,是缺乏根据的。     

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演进述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与德国订立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企图利用日德同盟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希望借助"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完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实质是该"四国同盟"构想的畸变。以此可全面透视日本推动日德同盟政策变化的动因及对策,以及对东亚国际关系和侵华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历史的结论

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美、俄四国逼使清政府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外《天津条约》,中外《北京条约》。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权力的争夺与妥协:清末商约谈判与翻译(1902-1907)

依照《辛丑条约》约定,清政府于1902-1907年与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包括《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以各商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谈判期间的外交函电及会议记录等历史档案,再现了缔约过程中双方在语言文字上的较量,通过分析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之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之争陈世英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美、英、中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布于世，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①那么香港呢？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日《马关...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对外政策的转变

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后,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为了维护欧洲的反动秩序,1815年9月26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积极倡导下,俄普奥三国成立了神圣同盟。1815年11月,英俄普奥四国又在巴黎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各国将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的各项决议,期限为二十年;与会各国要定期召开会议,以保持欧洲的“政治均势”和确立的国家制度。还规定要以武力防止波拿巴王朝在法国重新登上王位,加强镇压各国革命运动,等等。1818年法国在付清赔款后,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可以说,神圣同盟成立的前十年,是它活动的最猖狂时期,成为欧洲的警察。可是,二十年代初乔治·     

《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效力问题

《波茨坦公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果,是维持战后国际秩序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秩序的核心法律文件。现在日本想通过否认《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拘束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翻案。研究表明,《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电》《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等国际文件一起在盟国与日本之间构成了一项国际条约,不仅对中美英苏等盟国有国际法拘束力,而且对日本同样具有国际法拘束力。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论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及未来走向

1953年10月1日,韩美双方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缔结了军事同盟关系。时至今日,韩美同盟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执政以来,韩美同盟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军事同盟升级为全面战略同盟。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美这种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再次得到了确认,韩美同盟关系获得新定位。即便如此,韩美同盟关系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未来韩美同盟仍将在调整中不断巩固和强化。     

浅析1941年美日谈判的缘起

日本由于本身国力的局限，决定了它在为实现其战争目的时，必然以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为能事。日本希望以日德意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增加自己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便解决中国事变，谋求国力的充实，甚至谋求和平地进驻荷属印度支那，建成“大东亚共荣圈”，不战而独霸亚洲。而美国则希望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未来的战争潜力来威吓日本，同时又以中国问题的一定妥协引诱日本，离间三国同盟，争取时间，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以确保欧洲第一的战略。正是由于日美双方的相互需要，促使两者走上了谈判之路。     

部分核禁试谈判过程中的“中国因素”──历史的回忆与思考

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90年代美国解密的有关对外关系的档案表明，在发起和推进这一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苏的具体考虑又不相同。一方面，美国竭力利用部分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另一方面，苏联却试图通过这一条约加强它在两党论争中的地位。美苏可谓是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去的。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署，使得中苏关系的破裂不可避免，并加强了中国尽早造出名己的核武器的决心。     

翻译错误导致日本遭原子弹袭击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给予日本投降和结束战争的某些承诺。7月27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内阁有主战和主降两派，会议没有结论。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波茨坦公告》，日本要求苏联斡旋，想到盟军进行和谈。这后，日方便等待苏联的答复和盟国正式的最后通牒。     

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解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战后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奠基石．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演变，日美安保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考验．1996gu月，日美两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成为冷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梳理，并加以评析．一鉴于二战的历史教训，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声称：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使日本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在…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再谈英日同盟及其解体

英日结盟是20世纪初英日两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权宜之计。由于相互的利益需要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一强一弱的英国和日本通过同盟暂时稳定了两国关系。但是,“一强一弱”本身就预示着同盟带有致命的缺陷:如果两国国力发生变化,英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日本为谋取扩张机会的不同目的势必会引发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同盟的解体则是英日两国的基本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无法协调的结果。文ujj从日英缔结同盟之初入手,分析了同盟在两国带来的不同结果和反应。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局势的影响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建立军事政治同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中国局势也有着巨大影响。一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直接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日本统治者受三国全面同盟形成的鼓舞,决心利用同盟去建立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加快了南进的侵略步伐。其时,中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也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军方对于“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几乎已经绝望。”①但在日本侵略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认识,以为蒋介石之所以与日本对抗到底,完全是因为得到英、美的援助和支持,因此,只要占领南中国,切断外援,蒋介石就会屈     

“德国裁军与非军事化条约”与冷战的缘起

解除德国武装并对其进行非军事化改造,使其不再对欧洲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苏美英三国首脑的共识并在《波茨坦会议公报》中做了相应规定.但战后不久,美国另起炉灶,向苏联提议由苏美英法四国共同签署一项旨在保证德国长期处于非军事化状态的“德国裁军与非军事化条约”,被苏联拒绝,条约流产.美苏之间围绕该条约的互动,集中体现了两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是引爆冷战的引信之一.     

列宁一九一八年春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仍然是冲击的计划

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奥四国同盟之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获得了极可宝贵的喘息时机,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