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的起源与演进

期待可能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中被认为是阻却、减轻责任事由,起源和完成于德国,随后流传至日本并得到发展,本文主要介绍其起源与演进,以及在中国刑事立法中的借鉴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初探

1897年3月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作出的“癖马案”判决拉开了德日等各国研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序幕。期待可能性最终作为规范责任论之核心在刑法理论中确立下来。本文将深入研究期待可能性理论提出的基础，并对以德日为代表的各国坚持提倡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中适用之原因进行综合分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本质及功能

期待可能性理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我国刑法学界的关注，但关于该理论的本质却少有论述，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其本质是一种可谅解的动机，“可谅解”是从非刑法法规意义上评价的，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非规范性体现，同时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从出罪和入罪两方面来发挥其功能的。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新论

原因自由行为是刑法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当今各国刑事立法都承认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但责任主义原则的确立却是证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一个难关。纵观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其实并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其完全可以比照我国过失犯罪的立法和实践进行处理。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是其他法实施的“保障法”、“后盾法”，是保障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现代社会，随着立法文明的不断发展，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谦抑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的积极探讨。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在注重人权保障的今天，刑法的谦抑性无疑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中国死刑改革

死刑的废与存一直以来存在这激烈的争论,理论界众说纷纭。但是近代以来各国的司法实务界基本上正朝着逐步取消死刑的道路上行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也践行这一理念:死刑从存在到逐渐加以限制直到最后被全部废除。本文从我国刑事立法进程、法环境和法理论的角度加以论证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也必和世界趋势融合。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定位

各国刑法理论构造不同，所以期待可能性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所差别。在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提出了规制原理说，有的提出违法性要素与责任要素说。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也有多种见解，但是本文认为将期待可能性置于刑事责任论中更为恰当。     

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正结合社会中产生的真实案例,分析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因素,为提高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实现可能,为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全方面研究奠定基础。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已经在规范和制度层面上日臻完善。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和制度的日趋完善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社     

我国运用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非犯罪化体现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犯罪的相对性原则,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思想是相吻合的。通过实现法律与伦理的真正分立、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格局、重塑犯罪构成模式和法官能动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技术,非犯罪化能够成立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予以遵循的一项刑事政策,本文试就我国运用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可靠性进行分析。     

和谐语境下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

“和而不同”是和谐化刑法的基本要求，在保障人权前提之下追求刑法的和谐是当前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犯罪构成理论作为我国刑法学的基石性理论范畴，从犯罪构成的原论视角看待，其兼顾实体规范意义和程序保障价值，长期以来犯罪构成被仅从实体刑法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导致其程序价值的忽略。因而，应对现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进行结构性的重新反思，以期指导该理论在司法层面的实践价值，实现刑法的和谐化。     

试论职务犯罪中的自首——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自首认定的若干难点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当前，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犯罪嫌疑人在纪检监察机关采取“双规”调查措施期间如实供述主要罪行的情形，对这种“双规？期间的如实供述能否认定为自首，以及职务犯罪案件中单位如何构成自首等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本文拟结合自首认定的核心——主动性，及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数额犯未遂形态探讨——以盗窃罪为例

在我国刑法中,有一部分犯罪是以数额作为成立条件的,我们将其称为数额犯,它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然而对于数额犯的未遂形态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认识一个较为混乱的问题.本文主要就数额犯的未遂形态及认定进行一些探讨.     

亲属相隐原则述评

亲属相隐原则发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成于唐代。从开始的"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到唐代的"同居相为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时代,主体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直到"五四"以及建国以后被废除。该原则的产生、发展是有一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的,在现代在重人性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价值。目前法学界将亲亲相隐制度法制化的呼声很高,主要是从刑法人道主要要求、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以及域外法律借鉴等方面考虑,本文拟从对从以上方面作简单探讨。     

罚金刑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从刑罚性质和功能角度解读

随着罚金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地位的提高,其在立法上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暴露,特别是职务犯罪中罚金的预防犯罪功能已日渐削弱,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罚金刑对犯罪的预防和威慑作用,做好职务犯罪预防.     

有关刑法精神完善探讨

法律是表达某种价值取向的精神载体,无论是刑法的立法制定、司法运作,还是行刑执行,均应摒弃违宪性流俗,彰显正当的基本法精神。而非犯罪化、刑事和解与假释的完善是外在指征,人权、公正和效率是入宪性的刑法精神应有之义。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属贪利性犯罪,是经济犯罪的一种。本文剖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范围,通过对现实中社会关系的提炼和总结,进而在刑法理论上予以分析和梳理,以期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浅议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药家鑫案”谈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一个空白，这一制度的缺失，带来了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现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和谐运作，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公平正义，维护刑事案件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作特别规定，末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和案件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尺度难以把握。本文以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利与弊，以期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提供可行性参考。     

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一种正在我国倡导和推行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刑事和解制度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同时刑事和解对于刑法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我国司法实践中和解的事实与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补强规则

本文立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补强规则,从口供补强规则的概念出发,简要说明了口供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分析了应当如果对该规则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