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设立亲属拒证权的必要性分析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有关于亲属拒证权方面的规定，并且在我国古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中也都存在着以容隐权为核心的“亲亲相隐”制的规定，然而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关于亲属拒证权方面的内容。因此，加强对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立法中确立的必要性的研究，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亲属拒证权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     

论证人特权——试从近亲属拒证权角度浅析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特殊的证据制度，它可以说是证人强制作证制度的例外。同其他的证据制度不同，它以也许会牺牲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为代价，通过保护秘密交流，促进社会中某些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近亲属拒证权就是此制度的典型代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虽然对近亲属拒证权的具体规定各有特色，但均以成文法或者判例的方式承认了拒证权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亦影响着近代发展中国家的立法。我国自古就有“亲亲相容隐”的传统，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确立证人拒证权制度。近些年，证人出庭难问题困扰着法律人，如果强制所有人都出庭作证，就算是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挚爱的亲人，很明显这种规定是违背道德和人性的，特别是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于是人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证人拒证权。本文仅近亲属拒证权的角度，以比较法的方式，试分析各国立法现状，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一些建议，尽力设计一种有限的、本土化的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证人拒证权研究及制度构建——以和谐社会为视角

证人拒证权在西方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历史、司法理念等原因,导致该项制度在我国长期缺失。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审视我国证人拒证权制度缺失的现状及其弊端,进而提出建立我国的证人拒证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法官心证的限制

证据制度主要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传统自由心证有使证据制度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的危险,因此建立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对法官的心证进行一定限制势在必行。     

举证时限制度新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通过《证据规则》确立了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引发学术界和司法界广泛争议。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和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设置看,对于逾期举证不宜适用严格的证据失权效果。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缓和了证据失权的适用,而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更是彻底废旧迎新,废止僵化的证据失权的适用,赋予法官更大的裁量空间,然而其所确立的新举证时限制度过于原则,扔有待进一步细化。     

论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

我国证据失权制度刚刚建立,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应当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及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证据失权制度的实施。     

浅新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基本制度，它的产生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法官释明权的含义、由来、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基本原则和必要限度以及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关系作了简要阐述。     

证人拒证特权规则的法理探索

证人拒证特权制度作为英美法上的证据规则存来已久。然而学界对于其存在合理性的原因探究却少有触及。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正是英美法历来的判例法传统，协作式的权利分配和纠纷解决的诉讼模式构成了该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民事科技证据取证问题研究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在民事诉讼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于传统证据的证据，这类证据往往需要专门的人员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加以解读。我国的科技证据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方面，相关制度不完善，尚没有单独的科技证据立法，其中民蓼科技证据的取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概括论述了民事科技证据取证概念，并结合我国民事科技证据取证的现状，针对我国的科技证据取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促进科技证据取证制度的完善。     

略论民事诉讼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是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法院认定事实,据以裁判的基础。但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一直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收集证据问题关注不够。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得不到程序性保障,相关的配套制度很不健全,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权无从实现。本文将在解析现阶段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相关规定和明确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我国完善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浅议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证人证言是司法活动中最早使用的证据，也是现代诉讼中常见而重要的证据。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证人制度的因素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国的证人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步伐，诉讼法中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本文从我国审判实践出发，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从规范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对证人制度进行加强；并针对提高我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的现状提出了现实的解决方法，旨在对我国证人证言这一制度进行分析，促进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建立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的几点思考

在亲属法发展历程中,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由受歧视逐渐转为受保护,在当代社会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也进行了明确,在诸多国家的亲属法中大都建立了准证和认领制度,从而确保非婚生子女依法享有婚生子女的权利和义。然而,在我国婚姻法中,对于非婚生子女认领和准正制度还未能明确规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婚生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有必要借民法典制定之机,设立非婚子女的认领和准正制度,以完备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本文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的现状认,为其中的准正和任意认领制度其实并不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当事人特别是父亲对亲子关系的否定。笔者建议: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尤其是非婚生子女的权益,我国建立强制认领制度势在必行。     

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证据裁判规则是指依据证据认定那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是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自由心证在我国又称内心确信制度,如果法官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中达到内心深信不疑的程度就谓之"内心确信"。原则对方法总是有一定的规范或限制作用,本文就着重讨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证据开示制度是源于荚美法系的一种诉讼制度，旨在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对抗，以实现诉讼公正。近些年，我国学者对证据开示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证据开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这对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会产生负面影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从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着手，分析了证据开示对刑事诉讼的价值，最后论证了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学习辅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包含了我国的两大诉讼制度，简明、全面地阐述了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规定。要通过司法实例与理论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重点把握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管辖、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诉讼证据、诉讼保障措施、期间、送达以及刑事、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等内容，从而增强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的诉讼意识，强化人们依诉讼法办事的能力。 二、重点问题解答 １．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的特征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刑事诉讼是由法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的…     

“主客观统一”之自由心证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与是证据裁判原则现代诉讼中进行事实认定的两大基本原则,两者相互配合,以实现发现真实的目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继神示、法定证据制度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三种证据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及证明力,由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是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对认定的案件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     

浅析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本文通过对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从产生到发展过程的梳理,进而总结出亲属容隐制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分析、比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采用类比的方法,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的可借鉴性作初步分析。     

论公司经理权

建立多维度、综合性调整的经理权法律制度是我国现代企业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还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经理权概念,商事经理权制度的立法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公司经理权法律制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是指因国家分割自然人的人身权，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的痛苦，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与否及其完善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发展水平。我国《国家赔偿法》中长期没有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堪称我国国家赔偿体系的一大缺陷，本文通过具体案例，论述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及目前立法现状，结合我国民法领域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成果，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标准确定等方面展开，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出建议。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其在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视为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终极救济制度"。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程序、权限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