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了在涉及专门知识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庭审.这一规定是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法律对专家辅助人尚无系统规定,学界争论不一,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本文尝试在专家辅助人概念、诉讼地位、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立法比较和必要性等方面对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简析诉讼中自认的法律效力

自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均有体现。我国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没有涉及自认制度。直至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中对自认制度有了一个框架性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证明责任的强化，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必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并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了简单的对比；其实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用“法律真实说”取代“客观真实说”并正确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地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最后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了建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新看法。     

浅谈对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文围绕着证明标准的认识过程、诉讼目的、主客观结合的角度分析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发展过程。     

浅析证明责任倒置

对于2001 年12 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4条规定内容的理解，学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有的学者对该条所列出的八类侵权诉讼案件,都认为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本文拟通过对于证明责任倒置的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浅析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的角色定位

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技术层面的审查和认定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但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2019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定了技术调查官的职能及定位,其作为审判辅助人员配合法官,与司法实践中的其他审查主体共同对复杂的、专业性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技术问题的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和认定。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配套建设——律师强制代理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事诉讼在三大诉讼中的受理数量持续增加.民事诉讼的证据问题受到了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但是证据该如何提交,什么时间提交,如何认定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课题.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于2002年4月1日施行,但是该规定毕竟只是最高的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衔接并且有矛盾之处.虽然该规定在我国首次确立了举证期限制度,目的是实现证据由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转变,但是制度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影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解决民事审判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理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将“举证责任期限”问题进行立法和细化. 举证期限制度本意是为提高诉讼效率、促使当事人尽快的提交证据、保证司法程序的公正.但是由于当事人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举证期限在民事审判工作中无法发挥其作用.本文引入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和法律援助体系对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对我国民事施诊审前程序进行重新探讨已进入紧迫性阶段。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庭审以及当事人的实体、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多专家和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见仁见智的观点。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和外国的一些制度，提出了“预审制＋被告的强制答辩＋证据的灵活开示”相结合的制度。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浅析＂携带凶器抢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和2005年两次对《刑法》第267条第二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做出司法解释，笔者正是从司法解释的角度阐明“携带凶器抢夺”的含义，并阐述了认定“携带凶器”的举证责任。     

最高法规定法院犯错赔偿程序

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该《规定》共20条,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办理自赔案件,保障赔偿请求人在个案中获得公平正义的权利,《规定》明确:参与办理自赔案件的审判人员是赔偿请求人或其代理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应当主动回避。赔偿请求人认为参与办理自赔案件的审判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鼓励“大义灭亲”的司法解释之非

“大义灭亲”之举，常常作为义举典型被歌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司法解释中规定亲属的行为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酌定从轻处罚的依据，鼓励“大义灭亲”行为，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一致赞同．反而有了更多非议。本文兼顾这一问题的合理性，着意分析存在的问题。     

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证据制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强调了司法公正与效率,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医疗纠纷侵权之诉纳入推定过错责任范畴。本文通过对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思考,阐明了笔者对该制度的认识与理解。     

浅析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在我国，随着司法证明方式的变化，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化了鉴定人出庭，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种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诸多不足。具体而言，即现行司法鉴定体制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本文旨在思考与探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行政执法中“证人证言”要慎用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向法院提供的各类证据,只有合乎法定要求才具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各类证据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对证人证言的规定更加严格。因此笔者认为在行政执法中要慎用“证人证言”.     

国外的肃贪廉政法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5月12日公布“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5月13日起施行。新的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予以细化，明确是否构成赌博罪的法律界定，强调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赌博犯罪要从重处罚。     

驱乞“整容”面子工程

6月，深圳罗湖区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根据媒体报道，这一规定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专家则称这一规定有可能影响到乞讨人员的权利，而流浪乞讨人员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手段。     

民事预防性之诉理论初探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有关预防性诉讼制度之规定较为欠缺，民事诉讼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预防纠纷和损害的发生之预防性司法功能。笔者借鉴域外的预防性民事诉讼制度，对民事预防性之诉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     

我国两岸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

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务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对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做了补充性的规定。本文结合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做相应阐述，并对两岸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发展表述一些看法．     

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程序控制--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借鉴

我国现有制度对法官释明的规定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消极释明或过度释明均属法官释明的滥用，实为程序性违法。“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制裁理论，以司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官释明权，可为因法官违法释明受损的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     

吹风

肖扬：健全法官行为的监督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把完善法官行为监督机制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坚决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维护司法廉洁，逐步健全完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