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沈义文的典雅词论

沈义文的《乐府指迷》是他的论词专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音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这段话是沈义文在书中对自己论词主张的高度概括，文章以此为中心，分析了沈义文的论词主张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从人形古文字零释

人,小篆作,《说文》云:“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文,象臂胫之形”。甲骨文作(菁6·1)、(甲854)、(前2·31·2),西周金文作(令簋)、(克鼎),均象人之侧立,可见头、背、臂胫之形,许说基本不该。大,小篆作,《说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甲骨文作(粹172)若(粹112)西周金文作(盂鼎)或(大保鼎),均象人之正立形。许慎说解字形不误,但训义则失之迂曲。《说文》中还收有字,谓“文大,改古文;亦象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印刷术创始年代

我国印刷术创始年代,众说纷纭,据《后汉书·张俭传》“刊章讨捕”之“刊”,则以为始于汉;据《颜氏家训》“江南书本”之“本”,则以为始于北齐;据费长房《历代三室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雕”,则以为始于隋。然细按之皆非也。就中悉令雕撰之“撰”,经一再转引,竟变为“版”或“造”(见陆深《河汾燕闲录》上、方以智《通雅》三一),前人已加论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丁惠康乃丁日昌之子

<正> 戴逸、林言椒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由戴文葆撰写的《谭嗣同》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谭嗣同“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惠康,被时人并称为‘四公子’.”①谭嗣同(字复生)、陈三立(字伯岩,号散原)、吴保初(字彦复)、丁惠康(字叔雅)四人,在晚清光绪年间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四公子”或“海内四公子”,这是不错的.但是,“戴文”把丁惠康说成是丁宝桢之子,这就是张冠李戴了.笔者认为,丁惠康之父应当是丁日昌,而不是丁宝桢.     

取材隋唐英雄业绩的明清雅俗说部的比较研究

明清小说可以分雅、俗文学两大系统.雅文学一般流布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俗文学则传播于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城市的市民以至农村的各种职业的民众,对此都兴趣盎然.当然,并非绝对如此.例如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应该划归雅文学,“它的语文的艰深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众的接受能力;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村群众对《聊斋》故事的普遍的熟悉,热爱和神往,只有……少数名作可以与之争席.”(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第1页,上海出版公司)《水浒》是通俗小说的翘楚,但晚明文士却颂之备至,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以至认为《水浒》“奄有丘明(《左传》作者)、太史(司马迁号太史公,著《史记》)之长”;或竟拟之于庄周《南华经》(转引自鲁迅《小说旧闻钞》).雅、俗文学两相对照研究,能够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可供反复咀嚼、玩味.     

《辞源》、(修订本)失误补正

<正> 鸷距《辞源》[鸷距]:猜疑而止。《管子·小问》:“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注:鸷,疑也。距,止也,闻其役烦,则疑而止也。”这个释义是根据尹知章的注文做出的。实际《小问》原文的“鸷”为“(执马)”字之误。“(执马)”、“距”义皆为止,言来者止而不前之义。《说文》:“(执马),马重貌也。”桂馥谓“马重而陷,陷则益重”。《说文》:“樊,(执马)不前也。”(今本“(执马)”讹为“鸷”)。《史记·秦本纪》“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执马)。”《史记·晋世家》:“惠公马(执马)不行。”索隐曰:“谓马重而陷之于泥。”《太玄·玄错》:“进欲行,止于(执马)。”(今本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易安体”之一斑——《声声慢》探幽

《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漱玉词》的名篇,最能体现“易安体”之风格。古今评论家们大多只赞赏它的技巧,至于它“深妙稳雅”的内容,也多认为只反映她个人的不幸。近年来,有说它“越出了单薄的女儿家事”,有说它“增加了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

《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关于诗歌创作的专论,它比较具体地评论了从先秦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在《明诗》篇,刘勰论诗,首先提出“诗言志”的问题。他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有的同志据此而得出结论说,刘勰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和缘情一派成了对立面。清汪师韩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在《诗学纂闻》中说:“刘彦和明诗亦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豳风·七月》作者新探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颂”多为上层阶级的作品,已成定论,而关于“风”诗的作者,研究者往往偏执一端,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分歧更大。本文试图依据西周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以及原文本义,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求教于大方之家。 《毛诗序》最早把《七月》的作者说成是周公。它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其后注疏大家郑玄、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遂沿用旧说,垂行后世。至宋代朱熹等人从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发,大肆发挥。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先公之风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认为《七月》的主题是反映“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