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论学衡派的文学观

立足于文化守成的立场,学衡派注重文学中传统因素的传承。模仿说和道德论在中西文学理论中根基深厚、源远流长,成为学衡派考察文学问题的两个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模仿说和道德论的创造性阐释,学衡派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重视。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反对派的真实力量--论“学衡派”对新文化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情式的新文学阵营遭到了保守主义阵营“学衡派”势均力敌的抗衡。借助了时间差、话语策略以及创作实践文本等因素，胡适将反对派的力量变为相成力量，最终掌握了新时代的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学衡派虽因失策而失势沉寂，却成为新文学建构途中的平衡补充力量。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被遗忘的先锋——重估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在中西文化碰撞和对话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和启迪下,开始了自身对于传统文学的转化.在其翻译和创作的实践中,逐步开始了对小说文体的试验,形成新的文类,转换叙事模式.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文学娱乐功能的重视体现了不同于五四严肃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的另一面.这些元素使其成为当时的先锋文学.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

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包括直接继承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和梁实秋的文化运作,以及未受白璧德影响但在精神上与之契合的观念运作,主要出白干新人文主义先驱者辜鸿铭和各个世代的新儒家.这一思潮偏向于对文学资源的片面开发,思潮的运作者对新人文主义的服膺与契合意向往往侧重于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文本.新儒学家们在尊崇传统文化和揭示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意义上言说中国文学史现象,其文字属于文学的学术本体的写作结果,辜鸿铭以及学衡派文人通过文学视角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其新之于文学领域的基本建树主要体现在批评本体意义上.     

吴宓的道德观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问题上，吴宓等学衡派人物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侵扰，吴宓等人的思想文化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在新文化的建设上，还是在文学、教育以及道德领域，吴宓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无论是在他的个人生活，还是文学观点、学术主张中都有对道德的特别强调，在今天这样一个被普遍看做道德滑坡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述评

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经历遮蔽、价值重估、走向台前等几个阶段。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电影史、电影与文学关系、电影与传媒关系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电影人物、电影音乐研究不充分,以及较少开展对鸳鸯蝴蝶派电影的整体研究,今后应该从传播的视角重新统合鸳鸯蝴蝶派电影的研究思路,以期书写出鸳鸯蝴蝶派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完整谱系。     

张恨水?八十一梦?的戏仿策略与鸳鸯蝴蝶派阅读共同体

张恨水《八十一梦》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戏仿力作,作者为排解苦闷的趣味立场呈现出复杂游移的戏仿姿态,使《八十一梦》文本世界显得丰富而多元,蕴含了多重趣味,造就了丰富的戏仿形态,既有时空穿越的陌生化呈现,也有拼贴混杂的"上下古今"式戏谑,还有对新文学文体的降格化戏仿。《八十一梦》与鸳鸯蝴蝶派的众多读者,成功地完成了对源文本和戏仿文本的双重"解码",文化趣味、文学记忆、阐释方式等趋近,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阅读共同体,这一通俗文学共同体对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