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清朝末年刑法的现代化

清朝末年 ,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和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在修改刑法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刑法体系。但是 ,由于礼教派的反对 ,刑法的现代化不彻底 ,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     

从王叔文派的改革看韩柳之争的政治意义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褫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拚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完结。中唐以来的一切顽固保守势力,从与柳宗元、刘禹锡“交情很深”的韩愈起,一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都无不大骂王叔文派,什么“群小用事”(韩愈:《顺宗实录》)、“小人乘时窃国柄”(韩愈:《韩昌黎全集·永贞行》),什么“小人之无忌惮者”(苏轼:《报江季功书》),什么“王伾、王叔文……为一时奸回”(曾国藩: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顺宗实录》补注)等等,俯拾皆是。一场“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的政治革新,在尊儒反法派的笔下,竟成了“朋党”“窃国”的“卑谋”。     

十七年小说流派刍论

十七年(1949——1966)小说创作有没有形成流派,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李国涛、方浴晓、刘再复、楼肇明、刘锡诚、蔺羡璧等同志认为存在一个以赵树理为主将的“山药蛋”派或“山西派”。冯健男、鲍昌等同志提出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还有人提出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或“湖南作家群”。这三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足以地域划流派,每个流派作家都是某一地区人而又以本地区生活作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二)

本章译文详实地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族各地建寺、修法、传教等活动,特别是记载了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在门域拓仓(dom-tshang)修行之时的施主门域王札彤之后裔摩那、臧米、噶杂惹、嘉噶德等部落以及门域王顿珠前来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敬献有无数礼品.门域王顿珠将其一子赐予法王,请求法王在门域建寺.从记载看,元明时期门域地区有东门域和西门域之分,而且都由门域王统治,当时由历任噶玛巴活佛担任历代门域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此外,本章译文尚记载了此时佛法颓废,修行者甚少,大多数人只图有佛教之名而非实际修行,甚至有一些贤哲也建有虚假修行地等情况.尤其从本章资料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和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益西共同开始向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进行斗争,直至后来禁止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拉萨大祈愿法会,改由桑浦寺僧人或噶玛派僧人来主持拉萨大祈愿法会.这样,一方面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声望;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经济利益.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争权斗争

<正> 在蒙藏关系发展过程中,蒙藏封建主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权斗争,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斗争,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斗争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宗喀巴创建格鲁派之后,格鲁派之僧众戴桃形尖顶黄色僧帽,人们称为黄帽派,清代称之为黄教。传到锁南嘉错(1543—1588)时,蒙古俺答汗(1507—1581)派人赴藏邀请索南嘉错到青海于1578年6月在仰华寺相见。锁南嘉错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意为转轮王,彻辰汗意为聪睿汗王)俺答汗赠锁南嘉错“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1)(瓦齐尔意为金钢,达喇意为救世,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即三世达赖喇嘛。自是,始有“达赖喇嘛”之称,并以黄教为纽带,促进蒙藏关系的发展。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进行探讨,逐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和代表人物,在南斯拉夫有以《实践》杂志为中心的“实践派”,在波兰有A·沙夫为首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在匈牙利有聚集在卢卡奇周围的“布达佩斯学派”;在捷克斯洛伐克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家的多维探索(上)

在改革大旗举起14年后的今天,中国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选择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选择,它成似容易却艰辛,是中国一代改革者同“左”倾思想反复较量和对传统观念痛苦决裂的胜利成果。在14年漫长的探索过程中,经济理论界与最高决策层相互呼应,携手前进,一批高瞻远瞩、始终站在改革前沿的杰出人物,为中国改革谱写了许多色彩纷呈的篇章。本文试图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五大理论流派(即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以刘国光为代表的“宽松学派”、以杨培新等为首的经营权改革主导派和以唐丰义、田源、刘诗白等为首的公有产权改革派)的思想演进为线索,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宋代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

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推翻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原则,为了抹煞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为了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夺取阵地,攻击列宁关于每一民族有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重弹“山路派”的文学发展“单流论”的老调,说什么在文学发展史上,无所谓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谁说有这种斗争,那就要被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要粉碎这种修正主义的谬论,最有效的办法是摆事实,让大家看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现实主义(包括积极的浪漫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直在或明或喑的进行着。这里只谈谈宋代的情况,先从宋初西崑派与反西崑派的斗争谈起。西崑派的领袖是杨亿、刘筠、钱惟演。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雍熙(宋太宗赵光义     

论崔述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乾嘉年间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其倾毕生精力所著之《考信录》,梁启超称:“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可谓豪杰之士。”①胡适甚至断言现代新史学应当以《考信录》为其出发点。②崔述在学术上能取得成就,他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似为原因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家”,仅是说他能够超越儒学内部的家派。     

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佛教中有所谓“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大乘教派是佛灭后(公元前486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教派,其正式形成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初纪。自此派建立,方将原始佛教(即佛陀的最初教义)以及部派分裂时代(约公元前四世纪至一世纪间)的佛教称为“小乘”。自此两派形成长期对抗形势,互相贬斥,纷争极烈。小乘以大乘为非佛说,大乘则卑视小乘,几同外道。这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佛教初轮入,即大小二乘同时并入,并且大乘教很快取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所建立的佛教各宗,多数属于大乘,小乘只有“毗曇”(后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迟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贤者喜宴》(■)译注(一)

本卷主要记述噶玛噶举教派历史,具体地说即记载该派中以都松钦巴为首的黑帽派和以扎巴僧格为首的红帽派的历史,时间是从宋代至明代。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该派通过其中许多著名人物的活动,使此派逐渐较早地发展成为藏传佛教中的大派之一。该派人物的活动范围相当辽阔,从康地的噶玛寺到卫地之堆垄粗浦寺,从南方的门城到北方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斗争的特点

<正>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是指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运动。它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综观第二条战线的全部斗争,它有以下特点: (一)规模大,范围广,次数多,时间长。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斗争有四次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全国学生参加斗争的有一百多万人。工人参加斗争的仅1947年就有三百二十多万人。在农村,农民的反抗运动扩大到十七个省,起义人数达到一百万。斗争一般都是由局部地区、局部事件开始,然后迅速波及全国。并且时间持续也特别长,一浪高一浪,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规模之大,参加人员和地区之广泛,斗争之频繁都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