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道德知行离合测度数学模型拟构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离合测度理论测量道德知、行的离合程度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知、行离合程序 ,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从消极伦理走向积极伦理——论我国伦理体系的转型与创新

正如自由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一样,伦理也有积极伦理与消极伦理之分.我国前市场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之所以缺乏长期而普遍的吸引力,许多人知而不行,甚至知行相悖,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体系中包含许多消极伦理如无欲求伦理、不平等伦理和义务伦理不无关系.这些消极的伦理理念的存在导致道德虚伪和道德行为稀缺.为摆脱当前道德建设困境,应重视既有伦理体系和伦理理念的转型与创新,从消极伦理走向积极伦理,重树伦理权威.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张栻在对佛老的批判中,提出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肯定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需求;重躬行践履,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重视笺注诂训之细节,提出"朴学"概念,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拟构道德知行测度理论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测度理论测量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状况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我国道德生活领域“知行分裂”现象解读

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处于困境.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弄清知行分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找到有效的对症之策.     

黄宗羲的理学品格

生活于明清变革时代的黄宗羲,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理论形态上的典型意义,他无疑是中国传统道德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从其生命指归的最终意义上看,黄宗羲首先是一名自觉的穷究天理的理学主体。正是理学家的知行品格,才真正造就其现实的人格展现。而特定时代的学术主体表现出独特的理学品质:自觉的理学话题(理气心性)与学术总结,独立的理学反思与时代呼唤,高洁的理学气节与道统追求以及作为理学命运代表的现实展现。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和“实践”

知行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然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行”或“实践”范畴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不可不加以辨析。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讲的“行”和“实践”,要么是指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行”作为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由孔丘首次提出来的。他从“天命论”出发,一方面主张“生而知之”,轻视实践,另一方面又讲学而知之,表现了重视学和行的倾向。他所谓的“行”主要是道德修养活动,即要求把“忠”、“孝”、“仁”、“义”等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他对…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传统儒学的传承与拓展：刘咸炘的人学理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西学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域中,刘咸炘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想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持守者和捍卫者,这在其人学理论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在本原论上,坚持中国传统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在心物关系或心身关系的理论上,主张“以心御物”或以心为中心,在此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在治心的理论,反对西方以治物为中心的思想;在知行关系上,以人与万物的感应关系阐释知行关系,提出知行相依、不知不能行以及人要以情意为重、知识为轻的理论,批评西方重知而离行和不重情意而努力向上求知识的倾向;在人之德性问题上,继承传统儒家道德至上论,且以善心良德和道德教育挽救当时道德缺失的时弊,找回国人已经丧失的精神家园,批评西方物质利益至上的思想;提出以个人为本位的理论,赞成以利益大众的社会主义,但不赞同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