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人们通常总是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04-1905)联系在一起，但本文所要指出的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并非如此，它是韦伯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即1919-1920年所新发展出的观点。本文将列举和简述韦伯(晚期)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并着重论述其关于“经济社会行动”和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类型(理性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本文也将指出，对韦伯本人而言，经济社会学是他常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这样一种更一般的经济科学的一部分。最后，本文将以出现于韦伯著作中经济社会学范例和新经济社会学范例之间的比较结束。     

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基于渊源的再研究

作为转化知识的手段，方法是理论问题获得解决的关键。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部分源自其方法论贡献。他的方法论学者的地位来自其价值无涉及价值关联、理解与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想型等理论成就。     

中国的马克斯·穆勒——记季羡林先生

马克斯·穆勒是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和印度学家.季羡林先生也是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和印度学家.印度德里大学知名学者哈拉普拉萨德*雷易教授认为,季羡林先生在学术方面代表了自己的时代,拓宽了我们许多人的视野,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佛教与印中友谊的深刻意义.他还认为,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贡献无论在学术进步方面还是印中关系方面,都将同样长期有所裨益.原文系英文,载于1998年8月17日印度<政治家报>文学增刊头版.今年是季羡林先生94周岁华诞,特译此文以表祝贺.文章副题系译者所拟,所附脚注亦为译者所加.     

制度宗教：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机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领域因对西方理论的依赖，而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研究者或提倡西方理论本土化，却又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试图与西方理论对话，但只是局限于说明中国经验不符合西方理论，无法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所以，中国研究领域正被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西方化和本土化。如何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这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新理论的前提（黄宗智，2005）。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社会文化体系转换与危机社会学——皮季里姆&#183;A．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社会与文化的视角》简评

可感知文化带来的损毁意味着由社会科学管理者以及社会科学管理委员会领导的大量学者组成的大型研究集团对伊本&#183;卡尔敦、维科、洛克、孟德斯鸠、亚当&#183;斯密、赫伯特&#183;斯宾塞、A．孔德，以及卡尔&#183;马克思等数代学者的取代。他们奋发不懈地生产了大量学术论文，     

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183;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

司马相如与蜀郡太守文翁均为汉代著名人物,关于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误解。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可以澄清相关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