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兼谈姜白石诗词评论中的几个问题

一、姜词当属于清雅派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词划分为豪放、婉约两派,有些论者还把姜词划入婉约派。这种“两分法”对于南宋以前的词派也许是适用的,对于南宋及其以后的词派就很难适用了。其原因就在于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姜夔,又出现了一批姜氏词风的后继者。他们的词分明是在豪放、婉约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自成另一新的词派。 早在南宋末期,柴望在《凉州鼓吹》(即《秋堂诗余》)的自序中,就把词分为三类、三等,认为“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选本编纂与词学观念——晚清陈廷焯词选编纂探论

清代词学家多通过编纂词选来彰显自己的词学观念,陈廷焯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陈廷焯早年编纂的《云韶集》,本诸《词综》,为浙西词派张目;晚年的《词则》,鼓吹大雅,以成复古之志;拟编的《古今二十九家词选》则穷源竟委,更注重构建正变交替的词史体系。选本的变化体现了陈廷焯词史意识的成熟,也反映了其词学观念从信奉浙西词派到尊崇常州词派的转变。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词学三题

全部词学史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为界划分为古词学与今词学两个阶段 ,今词学又可分为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三个时期 ,而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王国维境界说、吴世昌词体结构论则是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王国维《人间词话》涉及到天、地、人三者关系的问题 ,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 ;王国维的境界说曾被推衍为风格论 ,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 ,迟迟未能实现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特点和意义

江顺诒编著的《词学集成》是清代后期产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词话著作。《词学集成》是一部具有独特分类眼光的辑录类词话,其分类理念具有现代词学的元素;《词学集成》对所引录的词学文献附加按语,可谓批评之批评,亦可认为《词学集成》是第一部词学批评史专著;《词学集成》对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等专题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无论是思想观念、理论批评,还是编排形式、规模系统,《词学集成》均显示出独特的深广度和创新价值。     

论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体用互构性关系

象数派与义理派是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思维形式对《周易》文本进行了解释,而在体用关系上,两派中的“象数”与“义理”体现了一种互构性的关系。在象数派那里,是以“象数”为体,以“义理”为用;而在义理派那里,是以“义理”为体,以“象数”为用。     

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虽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并与乐府诗一样可称为音乐文学 ,但其与乐府诗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平仄声律 ,是词体最本质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表象。它的存在 ,决定了词既不起源于民间 ,又不起源于六朝文人乐府 ,而只能起源于对平仄声律运用自如的中唐诗客。现存《全唐诗》中的全部“初盛唐词” ,均为乐歌与声诗 ,而不能称之为“词”。形成于大历时期的“湖州词派”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 ,对促进中晚唐以及五代文人词的兴盛影响巨大。     

《词源》片论

本文从雅正词体本质观、以姜夔为词美理想范型、讲论词法的得失三个方面对《词源》下卷内容进行了论列。认为《词源》的词体本质观,是对两宋以来文人词和民间俗词分流、互动以及文人词内部变革两方面因素作出的一种主流趋势的凝结,也是南宋以来“复雅尊体”思潮辩证扬弃的必然产物;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以周邦彦为典范和《词源》以姜夔为圭臬,涉及的是雅词内部的不同审美理想,并不是根本的对立;《词源》在入元之后对宋词作法经验方面的概括总结,这实际上也显示着词体文学高峰期的结束,所谓“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既包含扶正示范的意思,更有为一代文学总结之意。     

雄放雅丽 自由本色——论稼轩词的语言特色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学界论稼轩词语言,常常引用这段话。这话固然对,但并不准确和完备。因为稼轩词语言是丰富多彩而又独具个性的。其中,有雅丽语而“无一点斧凿痕”,有“抚媚语”而“绝不作妮子态”,有“英雄语”而不“粗豪”“叫嚣”,有俗语俚语而不“尘下”。稼轩吸收民间词语言的优点,兼取婉约豪放两派之长,创造出以雅丽雄放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为宋词语言的拓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雨斋词话》小论

陈廷焯(亦峰)继张惠言、周济之后,承常州词派的余绪,著《白雨斋词话》。陈廷焯尊崇词体,重寄托,在作词的表现手法上,重在含蓄委婉,基本上是和张惠言相同的。而他的特点,却是不同意张惠言的规模狭隘,要容纳和肯定更多的词人(例如,张惠言是摒弃《梦窗词》的,而陈廷焯对《梦窗词》的评价却颇高),并标举“沈郁”之说。清初以来,论诗词者每好标举一词以概括他的论点,如王渔洋论诗标举“神韵”,袁枚标举     

词问三题

词“别是一家”的提法最早见于李清照的《词论》,是针对苏轼等人的“以诗为词”而发的。对此论人们往往持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是,“别是一家”光重形式,不重内容,是走形式主义道路。正是诗词分畛的保守观点,致使李清照的创作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而苏轼等“以诗为词”,反而扩大了词的题材,建立了清新雄浑的风格,为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成为南宋爱国词派的先声;这种观点似已成为定论,解放后几乎所有的新编文学史本、词选本、词学论文等等皆主此说,笔者对此颇有疑惑,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敬希读者有以正之。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吴江派戏曲理论初探

一、沈璟戏曲理论的两个主要内容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是我国戏剧史、戏剧批评史上重要流派之一。这个在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颇有影响的戏剧流派,究竟包括哪些成员呢?最早为吴江派开列阵容者,大约当推王骥德了。他说:“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矱者二人,曰吾越郁兰生,曰檇李大荒逋客”,仅吕天成、卜世臣二人而已,他自己当然是不在其内的。吕天成所列名单略有不同,他认为叶宪祖、冯梦龙也是沈璟的追随者,评叶作传奇《双卿》时说:“景趣新逸,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高足”;评冯作传奇《双雄》说:“……恪守词隐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王骥德、吕天成是最早指出存在一个以沈璟为首的戏剧流派的人。明末沈自晋为吴江派大张声势,所作《望湖亭》〔临江仙〕中,列入沈璟“赤帜”之下者有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范文若、袁     

文论商兑三题

一、意象思维刍议朱光潜先生为证明“想象”一词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举出《楚辞·远游》和杜甫《咏怀古迹》(见朱先生《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为例。其实,古代文论中也出现过“想象”一词,见之于王若虚《文辨》、范德机《诗学禁脔》及叶燮《原诗》。但都不是作为文论的专门术语。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术语,例如刘勰所谓“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云云),这就是西方文论中所说的“想象”了。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蒋平阶词作的审美取向与云间词派的式微——以《支机集》为中心

《支机集》是明清之际云间词派蒋平阶师生唱酬与家族唱和的词集。无论是在词调选用、论词蕲向,还是在题材、风格的取向上,都表现出了其力持复古、取法《花间》的倾向,如词调选用基本出自《花间》以及"专意小令"的词体形式,倡用"托情闺阁"的比兴寄托的手法,推崇温婉柔丽的词风等,而这正是云间词派变异的转捩点,同时也是云间词派走向衰亡的先兆。     

豪放词探源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合乐歌唱的诗体。从音乐和文学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和发展,它当萌发于隋,兴起于唐,鼎盛于宋。宋词是我国词史上的黄金时代,直与唐诗争奇,同元曲斗妍,和明清小说媲美,被誉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宝”之一。把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在宋代便有所意识,如“红牙铁板”之喻和“自是一家”之说以及“抵掌而歌”和“吹箫低唱”等描述,已经看出两种词的风格之异、唱法之别和伴奏乐器之不同,但无以名之。最早以“婉约”和“豪放”名词派的人是明代张綎,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曰婉约,一体曰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手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张綎不仅明确地以“婉约”和“豪放”命词派之名,而且还概括了这两种词的基本特点,并列举了各自的代表作家。后世论者多从张氏之说。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