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

一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多产作家扬雄。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叙述他的写作情况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段话说明杨雄写作是喜欢摹仿前人的。他的《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训纂篇》摹仿《苍颉篇》,他的自传体长诗《反离骚》是摹仿《离骚》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

对扬雄的《反离骚》,古代一些文艺理论家多有论争。现在,也还有人对扬雄提出批评。例如王文生同志就认为扬雄等人是“首先举起儒家道德原则的旗帜而集中攻击屈原作品的思想性”,而扬雄与班固“对屈原作品的否定”,都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偏见”)《两汉的文学理论批评》,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而另外一些同志则又认为扬雄写《反离骚》,“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又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这些     

扬雄研究的新进展——读郑万耕《太玄校释》和黄开国《扬雄思想初探》

扬雄是西汉末期的重要思想家。早期写过一些赋,后来爱好天文学,写过“难盖天八事”。又研究各地区语言的差异,著《方言》一书。最主要的著作是《太玄经》和《法言》。《法言》模仿《论语》,《太玄经》模仿《周易》。《周易》难解,《太玄经》更难懂。它有《周易》的象、辞,再融进当时天文学的成果,并好用奇字。这就使《太玄经》变得极为难读。当时,扬雄的好友、当了王莽新朝国师的刘歆看到《太玄经》都感到头痛。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扬雄《太玄》中的宇宙形成论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是我国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太玄》,构造了一个庞杂的哲学体系,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研究扬雄及其《太玄》,对于我们研究汉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然而,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这部著作者较少,且对于扬雄哲学观点的性质,亦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本文不拟对扬雄的哲学思想作全面阐述,仅就《太玄》所提出的宇宙形成论或自然观作一粗浅的剖析,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扬雄《太玄》哲学的最高范畴称为“玄”。“玄”在《太玄》中,象《周易》的     

“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论扬雄的中和哲学

中和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哲学的核心,西汉末扬雄提出了具有创新特色的中和哲学新体系,其仿《论语》而成的《法言》提出了儒家理想的政治———中和政治;其仿《周易》而成的《太玄》一书则发展儒家中和哲学建立了阴阳中和哲学,其最高的太玄之道即是中和之道,而这一太玄化的中和之道构成天道地道人道的核心内容。扬雄的中和哲学是董仲舒中和哲学到王充中和哲学的中介,是儒家中和哲学的重要形态     

离骚解题

“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之言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亦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此皆訓离为罹。案离骚一词为楚之方言。项安世家说云:“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入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今人郭沫若、游国恩承之。郭谓屈氏以口语标题,别开生面。(见郭著“屈原研究”)游谓离骚盖楚曲名,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见游著“楚辞论文集”屈原作品介绍)三氏之说是矣,惜未能疏通证明。请申证之。考离骚为楚人语,项氏所引楚语伍举之言,此战国时语也。至汉转为牢愁。离牢双声故得相     

论汉赋

<正>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赋的评论分歧是很大的。毁之者如西汉的扬雄,视汉赋如同“童子雕虫篆刻”,因而誓曰:“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誉之者如南朝的沈约则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簿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对汉赋最推崇的莫如近代学者王国维,他视汉赋为汉代四百年文坛的总代表,并把它放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解放以后,人们对汉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班固汉赋“四分法”评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现存最早的文学目录 ,主要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以及辞赋作品 ,其中著录屈原、宋玉、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计七十八家 ,一千零四篇。除先秦的赋家赋篇外 ,有汉赋七十二家 ,九百四十篇 ,分为四类 :屈原赋 (共计二十家 ,三百六十一篇 ) ,陆贾赋(共计二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篇 ) ,孙卿赋 (共计二十五家 ,一百三十六篇 ) ,杂赋 (共计十二家 ,二百三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班固在《艺文志·序》中明言 :“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     

《离骚》究竟著于何时?

探讨先秦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诗篇《离骚》的写作年代,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胡念贻同志《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统计,《离骚》著期约有八说(自王逸至当代)。当然远不止这八说。各种异说均涉及《史记·屈原列传》,但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离骚》篇义辨

《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商榷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指出在《诗经》之后,《离骚》这种楚辞新体诗蔚然兴起,它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辞赋家竞相仿效的典范。屈原以其独具的才力、卓越的气韵和凌云的壮志,创造了楚辞文学的新样式。这是刘勰总结了刘安、司马迁、王逸等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作出的评论,符合屈原为楚辞文学的伟大创始人和主要的代表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论屈原的沉江壮举与南楚文化的关系

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称许道:“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大多也同意司马迁的意见。班固首标异议,以为“君子道穷,命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离骚序》),那么屈原遭到排斥,就该认命,明哲保身,不该怨剌。     

《辞源》、(修订本)失误补正

<正> 鸷距《辞源》[鸷距]:猜疑而止。《管子·小问》:“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注:鸷,疑也。距,止也,闻其役烦,则疑而止也。”这个释义是根据尹知章的注文做出的。实际《小问》原文的“鸷”为“(执马)”字之误。“(执马)”、“距”义皆为止,言来者止而不前之义。《说文》:“(执马),马重貌也。”桂馥谓“马重而陷,陷则益重”。《说文》:“樊,(执马)不前也。”(今本“(执马)”讹为“鸷”)。《史记·秦本纪》“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执马)。”《史记·晋世家》:“惠公马(执马)不行。”索隐曰:“谓马重而陷之于泥。”《太玄·玄错》:“进欲行,止于(执马)。”(今本     

“奇服”别解

屈原《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王逸《章句》云:“奇,异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又道:“言己少好奇伟之服,……”历代学者皆承王氏旧说。笔者认为“奇服”乃“长服”,其内涵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众所周知,屈原喜欢高冠长剑,且至老不衰。《涉江》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离骚》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其证。下面可从两方面论证:第一、“奇”原有”长”和“高”义。《战国策·秦策》:“辩言伟服”。高诱注:“伟,奇也。”玄应《一切经音义·那先比邱经音义》:“《淮南》曰:“屈奇之服。’许叔重曰:‘奇,长也。”《六韬》:“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奇”“伟”互文,可见“奇”确有“长”和“高”的意思。所以,“奇服”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亦即下文长铗陆离,切云崔嵬之服。     

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

一、《离骚》的写作年代关于屈原在楚怀王之世的被放年代,及为何事而被放,我在《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一文里已经说过了,现在一概从略。我只谈谈《离骚》的写作年代,并由《离骚》的内证,以补证我在该文中所作的结论。很遗憾,从《离骚》的文字表面来看,绝找不到这种痕迹,因为屈原没有说:我作这篇文章,是反对黄棘(河南新野)之会呀,等等。然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