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成因初探

“五言腾踊”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也是我们衡量“建安风骨”的主要依据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本文在全面总结建安时期“五言腾踊”诸多表现的基础上 ,着重从五言诗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其成因 ,认为这是建安诗人在汉代诗人深厚的历史积淀中 ,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 ;同时建安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铸就的时代精神 ,作为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 ,又激励着建安诗人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陶渊明“田园诗”与谢灵运“山水诗”艺术风格之成因浅析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六朝时期首屈一指的的大诗人 ,其“田园诗”、“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其各自的生活经历、写作的出发点及玄理的阐发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述其艺术风格之成因。     

也谈岑参的西部诗歌──兼论盛唐诗人的出塞风尚

有学者认为岑参的边塞诗是中国“最早的西部诗歌”，盛唐时期只有“少数边塞诗人确有短期边地生活经验”，“多数诗人”的边塞诗只是“使事用典，借题发挥”。本文列举事实，证明不少诗人写作西部诗歌都早于岑参；盛唐时期文士出塞人数众多，乃是一种时代风尚；诗人们的边塞诗大多具有具体生活基础，而非“虚拟想像”。本文还进一步对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征作了新的探究，纠正了这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看法。     

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

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时候，它的反封建性质和白话文形式通异于旧文学。然而发展到如今，新文学的概念和形象都有点模糊起来了。港台的和大陆的“新式”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不但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书刊市场，而且颇得一些评论者的青睐，新与旧的界限消解了。这也许不是坏事，它至少冲击了关于中国新文学或以“革命”为标准或以“现代”为标准的单一化观念，促使人们正视Zo世纪多元并存的复杂多变的文学史本来面目。“严肃文学”（或曰“高雅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相互对峙、竞争、借鉴、渗透状态，乃自有新文学以来就存在着。这个一直困…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了整整十四年,人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东北沦陷时期;而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学,就被称作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了。对于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早在建国前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沦陷十四年的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比较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虽然比“五·四”新文学迟了十二年时间，但其所走过的道路却大体上是相同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同之处。把它和“五·四”新文学做一些比较，会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些新的问题。继承不是单纯的承接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从性质上看二者是相同的。那么，这之前的文学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文学中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一是，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０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东北新文学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当时，受“五·四”新文学的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

在朝鲜的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诗歌文学交流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朝鲜优秀诗人的诗作反馈到中国诗坛,其代表性诗人有许筠、金尚宪、洪太容、实学派“四家诗人“;二是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文坛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典型代表是诗人王维、唐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清代拟古主义文学思潮。在中朝诗歌文学的影响关系中,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诗歌文学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唐代送别诗结尾模式综论

唐代送别诗的结尾往往是诗人着力用心雕琢的一笔,蕴含了诗人最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现是复杂的,可以分为“盼见问归”、“伫立怅望”、“长忆相思”、“想象追随”、“劝慰勉励”和“祝福规劝”等多种表现。唐人送别诗的结句大都如空谷余音,不绝于耳,令人赞叹心仪,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及生活告别语,形成了送别诗独具特色的结尾艺术。     

论西晋诗人的逆反式抒情

论西晋诗人的逆反式抒情胡大雷一、何谓“逆反式抒情”建安、正始时期的著名诗人，如三曹七子、嵇阮诸人，其诗歌抒发情感的诸层面与其个体生活的诸层面紧密相连，从其诗歌可以看出诗人生活的影子。此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概括建安时期诗人个体生活与社会境况及诗风...     

试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分期

毛泽东创作诗词，始于１９０１年，终于１９７６年，一生赋诗填词大约１１８首，现存诗５９首，词３６首。毛诗词创作史分前期（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４９年９月）和后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在这个分期基础上，再细分为六个更具体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１７年，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历史的特点是：前期重点攻“词”，后期侧重攻“诗”；诗人政治处境决定其诗词创作兴趣浓淡，其一生政治上的两次探索带来诗词创作上的两次高潮，其一生政治活动上的两次高潮又同时使其诗词创作转入低潮；两次创作高潮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没有它们，就没有大诗人毛泽东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陶淵明作品的現实性和人民性

陶淵明(365-427)生活在东晋的后半期和刘宋的初年。这时是“玄言詩”这个反現实主义文学潮流弥漫整个文学創作領域的时期。“玄言詩”的特征,无非是以老庄思想为其主要內容的抽象的哲理詩,既少生活形象的感受,又少生活现实的反映,它是最沒有艺术生命的东西,把文学引向了末路穷途.这正是当时大士族地主阶级空虛的生活与思想在文学上的真实反映。陶淵明正处在这样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他能够不受     

建安诗风的旧说与己见

建安文学研究可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个时期.古代建安文学研究几乎与建安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这主要表现为诗人之间的互相品评评论.较有系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曹丕等人既是诗人,又对别的诗人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六朝时期,陈寿、沈约、挚虞、颜延之等均极重视建安文学,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论析,一些观点被后人视为定评.唐代的王通、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皎然、李商隐、吴兢等诗人、学者对建安文学都有独到的见解.宋元明清时期研究继续深入.主要表现有:其一,涌现出大量诗话,对建安诗人及其诗作从不同侧面进行评论.著名的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忧患意识

<正> 李商隐是人们公认的唐季最重要的诗人,在短短的四十六岁的年华中,他创作了大量的丰神独秀的爱情诗篇,这些生命的结晶,构筑了诗人瑰丽的艺术宫殿,它以缥缈幽杳、沉博绝艳的面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忧患世界。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诗人爱情生活的坎坷,还可以领略到“古来才命两相妨”的诗人政治上的失意和整个大唐帝国暮年的萧瑟景象。这种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把诗人的忧患意识推上了普遍的和历史的地位。商隐的忧患意识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明晰的,从总体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婚前期(——838)(二)婚后期(838——851)(三)悼丧期(851——858),这三个时期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展现了不同的忧患风貌,共同组成了诗人完整的忧患意识,这不但为传达这种忧患意识的艺术形式——商隐的情诗取得了应有的价值,而且也为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的位置。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

从1989年开始，京沪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就指出，随着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前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了，“后新时期”的文学阶段已经开始。就作品来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从审美品格上看，“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形成了创作上的“喷井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应该怎么办》、《乔厂长上任记》、《人啊人》……这类题目，足以使作者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烦厌，《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疲沓、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