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法的性质——商法公法化不能改变其私法性质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它强调商事主体平等的同时,把营利性视为其宗旨,偏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以保护商事主体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私法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近代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化,出现了商法公法化的现象。这是公法对私法采取积极干涉主义的必然结果。公法是建立在商法的基础上实现权利,它服务于商法;公法不仅是对宏观利益的干预,而且服从于商法。商法公法化也是公私法相互渗透的体现。     

情境化策略:进城创业者的组织经营行动——基于棠华线路客运车经营经验的分析

置于经济场域之中的进城创业者,他们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经济行动目标。基于柳叶湖客运汽车站棠华线路的经验材料分析发现,置身于城镇市场经济中的客运车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在策略中以变通与共谋的形式与客运车站、交管部门、乘客等进行情境博弈。在日常经济实践中,他们的经济行动以经济利益的大小为标准大致可以划分为逢客必争、超员载客、站外捡客三个阶段。通过不同阶段内策略的实施,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从"保本"走向盈利"最大化"。反观不同阶段内的变通与合谋策略,在利益最大化目标使然下,面对不同的情境,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多有差异,经营策略因具体场景而变。情境化策略显示进城创业者不仅仅依靠自我割喉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也通过诸多变通和合谋的策略,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精明"的形象。     

利益最好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好化。利益最好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道路及其影响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政治组织,但是随着埃及社会的不断变化以及穆兄会自身的不断追求,其政治化的目标不断清晰,政治诉求不断升级,终于走上了政党化的道路。纵观穆兄会80多年来的历史,其政党化道路并不平坦,和平与斗争,理智与恐怖交织在一起,在埃及乃至中东地区成为人们长久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试从穆兄会的成长历史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结合中东乃至世界政局的发展,全方位地透视穆兄会的政党化历程,还原其政党化的本来面目。     

“儒化”与民族化:近代政党中国化的路径考察

儒学传统并不存在现代政党的生长基因,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政党因素的正常发生。近代中国政党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源特质。政党文化移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党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极力提升儒家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进行了"儒化"尝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则着重从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和近代政党的客观使命出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国族主体地位,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政党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儒化"并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

民初商品经济还不发达 ,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 ,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 ,使政党缺少必备的持久组织和社会基础 ,变成了寡头政党 ;为了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拼凑政党 ,政党党纲不鲜明、党徒为争权利而入党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同时参政意识极差的国人不懂得规范认同 ,也使政党缺乏宽容敌党之精神 ,政党竞争全凭意气。畸形化的政党政治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之独特性——以“解严”后台湾的社会分歧为分析基础

台湾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有很大差异,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台湾社会关于族群和国家的认同分歧。"解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族群与国家议题的操弄一直是台湾政党为实现自身政党利益最大化而扩大台湾社会分歧的思想工具。但近几年来,基于"台湾意识"民意基础的现实以及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台湾政党竞争开始向"去族群化"和"维持现状"的共识趋势发展。政党竞争基于社会分歧,现今台湾社会的族群和国家认同意识还是主导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处于次要位置的经济因素对其政党认同的影响比重有所增加,所以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台湾政党竞争中的重要性会逐渐提升。     

企业价值二元化背景下的企业目标

在经济金融化条件下,企业价值已出现了二元化———实体价值与虚拟价值。在企业目标问题上把价值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单纯强调价值最大化容易出现金融泡沫,单纯强调利润最大化容易忽略金融发展,两者都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理性的企业目标是在价值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实体价值与虚拟价值良性互动基础上的企业价值最大化。     

抒情化·寓言化·表演化——建安咏物小赋探析

作为建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安时代的赋作同当时的整个文学一样呈现出抒情化和小品化的趋势。在咏物赋的领域里，动物赋表现出较强的抒情化和寓言化倾向，静物赋受当时同题共作风气的影响，表演化的创作使其抒情性大大减弱，同时也助长了因袭与讲究形式美的倾向。动物赋与静物赋所表现出的差别体现了审美移情说的一般规律     

从“群众化”到“布尔什维克化”——中共早期对建党目标的探索与思考

中共在历史的起点树立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但实施了关门主义的政策;中共"二大"提出建设"无产阶级大群众"政党的任务,这是中共在把列宁建党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中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共"三大"对建设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目标的自我否定,使党的自身建设在实践中遭遇挫折;1924年5月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共"四大"对建设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目标的回归,重新开启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探索;1925年10月后从"群众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党建目标的树立,达到了这一阶段党建目标的新高度。     

文化、经济与社会：多维度下的中国秘密社会

文章着重研究了秘密社会或黑社会问题的缘起,介绍了前人的研究状况及秘密社会与黑社会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代中国黑社会是传统中国秘密社会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变异.同时还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黑帮)组织类型与人员构成以及当代中国秘密社会的生成因素,指出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因素催生了黑社会.     

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模式探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它主要是由普通犯罪集团转化而成,也有一些是由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发展而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和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提高和强化组织结构阶段、加强暴力的组织化阶段、壮大经济实力阶段、向黑社会性质组织转化阶段。     

民初政党合法性探析

民初政府对合法政党的规定承袭了清末《结社集会律》,这使得政党的存在,既缺少法律的认可,又缺少法律的救济;而“稳定”的社会情结,为袁世凯约束政党、强化专制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可。民众对政党合法性的认同,仅基于西方宪政理念的移入,缺少必要的阶级基础和利益基础,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政党存在的合法性很快就荡然无存。     

德国信用合作在我国的传播及立法技术运用

信用合作社是社员以互助互利为目的、以合作方式共同联合组成的自有、自营、自享的资金互助组织,是经济弱者按照合作制原则在金融领域的自助联合。信用合作社发源于德国,其制度经由知识分子的广泛传播和民间组织的深入实践,成为民国政府发展合作事业、挽救农村经济的基本路径。德国综合统一的《合作社法》直接影响着民国合作社立法,并构成了民国《合作社法》的蓝本。对德国信用合作社思想、制度以及立法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和运用进行系统的梳理、检讨,正本清源,有助于正确认识信用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彰显信用合作社机能,完善我国合作社立法并有效落实国家惠农政策。     

对典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思考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社会正常秩序和群众生活的影响日益严重,在打击该类犯罪中,如何正确认定则成为执法的关键,从"明知"和"参加"等方面对认定该类犯罪进行探讨以期在实践中能正确适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初政党政治史"研究述评

"民初政党政治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热点.20多年来,其研究从对民初政党的个体组织的考察及其深化细化,党魁与政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政党与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到整体上探讨民初政党政治在短暂的试行后即走向失败的原因,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

私铸是宋代货币经济领域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货币私铸的产生,固然受利益的驱动所致,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是造成民间私铸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有普通百姓和铸工,也有官员和地方豪强,并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私铸者往往掌握较熟练的铸钱技术,选择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使官府防不胜防.他们利用从国家矿冶中偷采来的铜料,或销毁铜钱、铜器,将所得之铜作为部分原料,再混以铅锡等杂质加以铸造,因此质量低劣.私铸的盛行,使流通中劣钱泛滥,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社会经济混乱.     

张振武案与民初政党政治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人士之一,因与黎元洪不合,被黎电请袁世凯于1912年8月15日枪杀于北京。民初试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形成激进的国民党与相对稳健的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对峙格局。事发之初,对于政府的这一违法行为,两党均以参议院为阵地,提出质问书、弹劾案及查办案。虽因袁、黎为首的旧官僚对国会议员分化拉拢,加之两党人士自身的不健全,两党之间陷入激烈党争,使得弹劾案未能成立,而张振武案最终也不了了之,但国会对于政府的监督功能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表现。民初国会并非毫无作用的政治摆设。     

浅析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团组织

目前我国社团组织存在大量问题。合理发展社团组织 ,有利于社会的持久稳定 ,抑制地方黑恶势力的产生 ,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推动政治民主化。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和科学管理我国的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