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艾青的诗学成就及其对中国新诗的美学构建

艾青是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诗人 ,他的新诗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 ,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进程 ,也为现代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朱湘文学美学思想略论

<正> 朱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诗人,也是艺术美的辛勤探索者。他虽然不是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但他那些闪烁着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光彩的见解却是值得重视的。三十年代初,曾有人说朱湘的新诗美学是“为艺术而艺术”,称他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后来,有的研究者也认为他的文艺观是唯美主义的。应该承认,朱湘曾受过唯美主义的一定熏染,也说过文学要表现“自我”这类话,并在一九二六年前后参与过新诗形式运动的倡导,强调过诗的形式美的重要性。但是不能据此断定他的美学倾向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唯美主义。对此,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多重声部的抒唱——论卞之琳新诗的复调艺术

卞之琳的抒情新诗,着重“意境”创造,常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话,甚至进行小说化。”这种艺术追求,得益西诗“较直接的启迪”,也源于传统诗意境说的“间接的领会。”新诗戏剧化的基本特点是“尽量避免直接了当的正面陈诉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其表现原则是客观性与间接性。卞之琳在此基础上使自己新诗戏剧化手法有更大的客观性。他的一些新诗融入了戏剧、小说等叙述方法,如多种人物的特色语言、抒情主体的分层叙述、叙事人称的多种变化等,我们把这种特色统称为“多重声部的抒唱”。它避免了新诗说明意志而成为说教和表现情感而沦为感伤的现象,把诗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动了中国新诗走向成熟。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公木诗风简论

公木作为我国新诗园地里的一位风高德厚的老诗人,在他亲历的半个多世纪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不倦地热心于新诗现代化的倡导与创作,为新诗的发展付出了可贵的辛劳。虽然他曾不只一次地说明,在新诗的园地里,自己“一直是个业余诗人”,而且“近年以来,更是有业无余了”,但在他刻意求真求     

论徐志摩诗歌轻灵飘逸的艺术风格

“五四”诗坛上，“新月社”诗人闻一多，以他立论坚实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论主张和“形质兼具”的诗歌实践，树起以“和谐”、“均齐”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格律诗风的艺术大旗，在新诗诗坛上闪烁出夺目的光芒。而“新月社”的另一代表诗人徐志摩也左进一步实践闻一多“三美”格律诗论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及《云游》，在诗歌风格上表现出“轻灵飘逸”的独特的艺术个性，恰同闻一多诗歌风格的“道劲凝重”形成鲜明的映照，给新诗艺术带来一阵轻风，一从活水，同…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论新诗潮

新诗潮春云乍现,曾陷当代诗坛于恍惚而“朦胧”的五里雾中,因为它较早地体现了审美的现代意识,披露了主体性文学思潮所特具的艺术风貌。于是轰动诗坛,一时议论纷纭:赞同者以为舒婷上承戴望舒,恢复了新诗意象化的象征主义传统;反对者认为“朦胧”诗人溺于自我沉醉的“水仙花主义”,背离了新诗形象化的政治抒情传统。其实,新诗潮的意象结构虽脱胎于象征技法,它的启蒙主题却未离弃社会现实,文学的主体意识使它兼顾意象美原则和社会美理想,并将二者浑然融合,卓然提高到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新诗潮是对传统的一个超越,那苍茫超越的诗人风格,最精当地阐释着“新的美学原则”。经过历史的淘洗后,已经可以看出新诗潮的美学原则并非别的,而恰恰是文学的主体性。在“朦胧”之雾里,凸现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论穆旦青春期写作的现代性意义

穆旦的新诗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写作,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他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上。穆旦的“爱国”和“苦难”写作具有较多启蒙功能和宣传价值。他的青春期“快感”甚至“肉感”写作,即“颓废写作”和“情色写作”具有较大的抒情功能和治疗价值。穆旦研究存在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现象,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诗人穆旦”。他的现代性远远多于现实性,他的西方性完全大于中国性。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与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不期然地有些相似,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卓有建树的“学者”,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奋战的“斗士”。这“三重身份”集合在他们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们都有开拓之功。他们把新诗从初创阶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现代新诗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以不凡的才力,筑起了五四诗坛上的两座浪漫主义奇峰。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论作为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诗艺术系统

中国现代新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根据某种轴心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开放的艺术系统。根据中国现代社会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这一轴心原则可概括为“反映现实、变革现实” ,围绕这一轴心原则形成现代新诗的外沿结构则包括现代新诗的创作方法、风格特征和审美效应等。现代新诗作为艺术系统已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