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苏区时期社团组织功能的发挥

中央苏区社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一方面填补着传统基层权力组织和社团组织崩解后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则发挥和担当着多种社会治理功能。具体来说,在扩大中共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实现苏区政权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巩固苏区政权的社会控制,提升苏区政权的社会治理效能等诸多方面,中央苏区社团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合法性问题与社团组织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人们只有通过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才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权利救济和利益保护.而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的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的模式发生改变.这样,除了政府,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有了实践上的可能.但是,在中国,尽管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模式在发生变化,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前景仍取决于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合法性控制.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     

建国前后上海旧式社团的清理整顿——兼论基层社会统治权威的转换

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接管。然而,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并未因此而转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层社会的管理权掌控在传统民间统治权威手中。旧式社团的存在为基层统治权威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活动平台,延续了其社会价值。为此,新政府在1950年代对旧式社团进行了持续清理整顿,最终实现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平稳转换。     

建国初期中共对接管与改造高等教育的思考

建国初期,中共在接管与改造高等教育的工作中酝酿了为工农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格局,提出接管和改造要遵循缓步进行、有先有后、新旧区别对待、公私统筹兼顾的方针.这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具有局限性,但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研究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专员公署是边府的代表机关,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边府与县政权之间一个重要的行政层级,是边府不可或缺的臂膀。它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制度,但经过中共的改造和创新,明显具有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与国民政府专员公署相比,陕甘宁边区专员公署是廉洁高效的政权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专员公署建设出了高效廉洁的地方民主政权,发挥了在许多方面国民党专员公署无法比拟的作用。从专员公署制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     

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在于仅仅起到了宣传和动员民众的作用。作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实际主导者,中共更是把民众运动看作达成国民革命目标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期望通过召开由民众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和"平民革命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国民会议运动的不同阶段,中共关于政权问题的具体主张也有变化,并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进行了初步实践。虽然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探索为尔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195 0年代前半期 ,上海居民委员会在一系列政治动员中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这种独特的作用源自于阶级错杂、行动取向多元的近代上海社会特质。通过基层社会的整顿和社会生活计划供应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并成功地改造了居民委员会的这些特性 ,使之踏上新政权设定的体制轨道 ,强化了它们的国家属性。上海基层社会大量的无组织的“非单位人”由此而成为国家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 ,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     

1949年前后上海新闻事业顺利过渡的背景

新闻媒体是政府的代言人。面对1949年刚刚迎接解放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完成了旧新闻事业的接管和改造工作。上海旧新闻单位当中,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数不胜数。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成功的经验指导下,中共中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人员的调整以及对反动势力的渗透改造,为顺利接管上海旧新闻事业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本文正是对此背景的一个简单分析。     

民国时期政府对同业公会的监督与控制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极端强调、重视国家权威与政府权力的格局体系中,任何一个社团组织的存在、运作、发挥作用都无法规避政治势力的影响.政府部门采取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条途径对同业公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逐步建构了一套立体式的管理体制.这些监控措施的实施,保证了政府对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的决定性领导地位.但是,严密的监控体系使同业公会丧失了社会团体组织的自主性,也束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监控体系办法,制约着政府通过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实现改造和建设社会的目的.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后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接管工作中 ,围绕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 ,采取不同措施 ,进行接管工作 ,避免了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可能出现的对生产力的破坏 ,发展了生产力 ,正确地处理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 ,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略论抗战时期中共对苏南帮会的改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军队仓惶西撤，大量溃兵流向沪宁沿线各市镇乡村，与地方帮会、股匪及其它封建势力结合。同时，军队败退时的大量枪支弹药也纷纷散落民间。随着军事上的失利而来的是地方政权的瓦解，当时在苏南地区，溃兵游勇、帮会武装、股匪、刀会、民众自卫团体比比皆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认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向进攻的需要”。“‘教门会党在整个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苏南的帮会更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甚至汪伪政权、顽军部…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论苏维埃时期中共的社会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依据苏区的实际,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从失业救济、难民救济、贫民救济和流民救济着手,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社会救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苏区的社会救济对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救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