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东方文化派"学者唐大圆思想述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支出现于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体西用"说变换形态后的新一轮延续.湖湘学者唐大圆在1926年后组建"东方文化集思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南京、武汉与家乡武冈勠力推行"东方文化".唐大圆曾先后追随印光、太虚,主编《海潮音》,学界常把他定位在近代佛教学者,但唐氏的立足点与思想核心在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其对唯识学的理解也流入《起信论》与庄学模式,由此构成了唐大圆"东方文化"的特征表现,可谓以儒家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成员间非常松散,彼此认同度不高的文化思潮称谓.唐大圆作为成员之一,对其思想的回顾,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彼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     

中西古文明比较

一、前人对中西两大文明历史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　　 (一 )中国学者的比较早在本世纪初 ,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 ,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 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 ,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 ;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 )一文中 ,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从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重估杜亚泉思想之转折

杜亚泉思想的特殊性,除了他较早提出东西文化二元论及其调和论主张外,则是他早年作为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极大热情。从表面上看,杜亚泉有一个从科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推崇西方科学到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实际而言,在这两个阶段,杜亚泉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政治、体与用、政与教(艺)之间虽然有所侧重,但整体上仍然主张一种有机的互动。完整地勾勒杜亚泉由推崇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历程,并侧重考察他在这一转变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对于探讨此后循东方文化派路径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儒家"与由"五四"激进浪潮引发的"革命"走向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从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1931）

为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顺应国际退还庚款的趋势,于1923年3月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经与中国政府协商、换文,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交流,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等“东方文化事业”。无论中国政府、文化教育界,还是留日学生,对此均抱有期待,尝试中日文化“合作”。如中日签订《汪—出渊协定》,文化教育界提出“合作”建议,留日学生乐观地认为“反日运动”将从此消失。但是,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开启,他们发现所谓退还庚款不过是日本政府虚晃一枪,而“东方文化事业”不过是日本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是从“合作”转向对抗,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又增加了一层文化对抗的因素。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中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中国文化研究七十年

五四时期的文化研究跨越了器物、制度层面而深入精神世界,涉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生意义及生活习俗等,出现了新青年派、守旧派、调和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其中以新青年派影响最大。五四运动以后,各个阶级、阶层从不同的层面继续探究,共产党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孙中山迎合时代,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他逝世后,不同派系的国民党人从政治需要出发引申附会孙中山学说,莫衷一是,造成了文化观的混乱;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辛勤耕耘,取得了不少成就,东方文化派则主张用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上拨乱反正。近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而出现的“文化热”,反映了人们的历史深思和向前开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建设性。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郁达夫与《大众文艺》

<正> 关于郁达夫参与《创造季刊》、《奔流》等刊物的编辑业绩已多有论述,而对他筹办和主编《大众文艺》却注意不够。本文试图从《大众文艺》及其创刊、发展、终结等方面,探讨一下郁达夫这期间的思想历程和文学主张,并论及有关的其他问题。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评介

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在众多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中,不乏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的精品之作,然而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方面的挖掘较少,实属缺憾.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从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分别从中西历史上公民的政治思维方式、权力分配、公民地位、治国理论等几个重要方面做了尤为深入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通读全书,我认为《比较》一书有以下特色: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庄子复辟倒退辨

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的代表,庄子主张复辟倒退,许多人都这么说。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说:“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来,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     

河洛文化研究的价值与趋向──评《河洛文化论纲》

河洛文化研究的价值与趋向──评《河洛文化论纲》李民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由史善刚教授所著《河洛文化论纲》一书，是一部探研东方文化的专著，也是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东方文化研究丛书》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东方文化既有古老久远的历史，又具有蓬勃向上无限发展...     

易卦与汉语

易卦与汉语王永鑫近年来掀起的《易》热正方兴未艾。一部向来被目为“占卜之书”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但根本原因，是《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源，也是东方文化之源。传说“伏羲氏画八卦”，《易经》草创于五千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周文王加...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

<正> 关于《文选》的编者,笔者相信传统的看法,曾在一篇谈萧统的文学趣味与《文选》选文趋向的文章中说过,“《文选》虽然并非萧统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如刘孝绰等人在编务方面大约做过不少事情,但无可怀疑的是《文选》本身确实反映了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同时在附注中批评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以为《文选》的取舍浓厚地反映了刘孝绰的意向、与萧统关系反而不大的主张,评为“持论未免有所偏至。萧统乃是一位内行,     

冰心和宗教文化

冰心从不隐讳自己同宗教的关系。她对待自己所受洗的基督教虽不重视其仪式,却稔知《圣经》,尊重教义。她总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然神论和自由主义神学融合在一起。她对基督的“爱的人格”尤为钟情;由她自己提出的“爱的哲学”,其核心正在于“爱的人格”。20世纪下半叶,冰心的宗教意识淡出,但她以调和之态对待其他宗教,并视宗教为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贡献。冰心文学的审美,倾向于上帝-自然-艺术三位一体的建构,她相信艺术创造有“神助”之力,由她主张的语体、所呈现的艺术风格,也都烙有《圣经》的投影。     

情愫的执着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

1935年1月，陶希圣、萨益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的各文化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文化建设》月刊也专门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举行了征文，“一时议论风生，颇显百家争鸣的气象”①，到6月份这场论战的成果就编成一本《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战主要是在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学者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学者之间进行。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除了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唷干、孙寒冰、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