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劝农”——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评析

"劝农"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农本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农耕文明的具体体现。并且,耕籍礼、劝农文、劝农官等丰富、多样的"劝农"方式使"劝农"思想得以有效实施。基于"劝农"思想与制度的现代意义,重构现代"劝农"文化、明晰现代"劝农"主体、创新现代"劝农"形式以及完善现代"劝农"机制尤为重要。     

清前期“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法律思想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方面。通观清前期的生产发展制度,重农抑商思想贯穿始终。从专卖制度、从商资格、商税征收等几方面论述清前期的抑商政策,剖析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实质。     

“以德治国”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江泽民提出的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扬弃"了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以及西方过分推崇法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建国以来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结合起来,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再认识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应当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系统、完整地准确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从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出发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出江泽民的治党治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忠实代表",这使其治党治国的着眼点和目标更加清晰现实,从而彻底廓清了长期笼罩在党的群众路线之上的思想迷雾和理论悖论.     

论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

本文在阐述重农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重农思想与法国的重农主义作了探索性的比较研究，从重农思想的形成、性质和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等方面阐明了它的中国特色。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阐明了重农思想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重作用和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重农主义的理论渊源，虽然重农思想是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它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所阐述的农为立国、治国之本的许多精辟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农民丰收节”的文化内涵探微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设立农民丰收节,是新时期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其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是对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它是对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它是对农业社会人们形成的优秀品德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它是对乡土文化的记忆和再造,有利于具有各地特色的充满乡音乡情乡风乡俗的新农村的建设。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对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早日实现农业强大、农民富裕,农村美丽的乡村振兴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唐太宗农业思想简论

唐太宗即位后，把较多的精力放到了重建唐朝农业经济中，并制订了相应的发展农业策略。他的重农思想具体、丰富，如，认为治国首先要解决“衣食”问题；要“不夺农时”。唐太宗的农业思想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制订了许多重农措施。古代农业的发展，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制约。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并不害怕灾害，反而树立了坚强的抗灾救荒信心，实施了一系列抗灾救荒的措施：设立义仓；蠲免；赈恤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创新,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把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中古西欧的“法大于王”与“王在法下”之辨析

在世界政治史上 ,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 ,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 ,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似乎都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 ,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 ,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 ,但实际上 ,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 ,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 ,从各自的论旨出发 ,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先进性是"三个代表"的实质所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三个代表"的实质--先进性这一命题入手,从根源、精髓、根基等不同的视角和层次进行研究,有助于探讨落实"三个代表"的基本途径.     

“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基础的尼采

本文以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两个哲学命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对解构主义与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证明解构主义理论中对于作者权威的解构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基本观点皆可自尼采对理性以及宗教的解构中找到根据。因此,可以说,尼采是现代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     

“美德即知识”命题新探

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上。此命题在理性的基础上把道德观和知识论统一起来,为道德寻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论文主要从命题提出的背景、对命题的理解和对质疑命题的反驳三个方面对此命题进行重新解读,并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角度对此命题加以理解和辨析。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发展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该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三个代表"的这一主题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的客观依据,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发展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标志.     

“三个代表“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标准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标准都是判断一切是非得失的标准 ,本质上是一致的。“三个代表”标准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它既是理论概括 ,又是行动指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把“三个代表”标准贯穿于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诚”是道德的心灵根基

儒家认为,在德性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德性的心灵根基.具体表现为:(1)"诚"是善的源泉;(2)"诚"是为善的持续动力;(3)"诚"是乐善的心理依托;(4)"诚"是道德教化的力量.     

试议“西大精神”的核心元素是“实”

广西大学的大学精神——“西大精神”的核心元素是“实”,从它所培养的毕业生身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社会上基本认同西大的毕业生具有“工作扎实,学习踏实,做人朴实”的特点。“西大精神”中的“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依据:1.“西大精神”中的“实”体现在从学校初创,到如今的发展的办学思想中;2.广西大学所设的学科主要以工科为主,这加大了“西大精神”中“实”的分量;3.学校所处广西特有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环境也孕育着“西大精神”中“实”的元素。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 “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