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抉择的儒学省思——马一浮文化哲学导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马一浮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作出梳理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他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富于浓厚的时代气息。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特有的逻辑构成,展布为从判教论、名相论、心性论、六艺论乃至证人论的马一浮文化哲学的总体进路。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马一浮诗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而作为其“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他的诗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根源方面,还是在内在逻辑方面,都极富于哲理的意趣,处处体现着他对儒家义理之学的探究和体认。     

“为政以德”的道德化诠释——马一浮《洪范约义》中的德政关系及意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受到关注。在“六艺论”的框架下,他在现代社会尝试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洪范约义》是马一浮讲解《尚书·洪范》的讲稿,也是“六艺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洪范》政治性解释相比,马一浮站在理性化的立场,反对对《洪范》进行神秘化解释,强调“为政以德”“德为政本”。通过对德政关系的探讨,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单纯的政治性论说,将其视为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从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马一浮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表达了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的尖锐批评,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经典价值的确信。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马一浮六艺论新诠

六艺论是马一浮的主要学术思想.本文指出,六艺论展现出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这个意义机制所以得以兴发流行,其根据则在于“六艺之为全体”、“六艺之为大用”、“六艺之为工夫”三个性质之相互涵摄.同时,此三性质之相涵相摄,根据则在于“不易”、“变易”、“简易”之本然互构.     

吴廷翰的教育思想

吴廷翰(约公元1490—1559年),是明中叶继王廷相后的批判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家。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实学精神,批判程朱陆王,极大地丰富了明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理论,特别是在人性论、教育论、知识论、道德论以及方法论方面都作出     

先秦儒学“和”的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先秦儒学＂和＂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理念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探究先秦儒学＂和＂的思想的丰富内涵,从和谐社会的视阈审视先秦儒学＂和＂的思想的现代价值,无疑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近现代新儒家的华严思想探析

华严学本为近代佛教思潮之重要构成部分,但自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系倾向理性主义的唯识学研究兴起后,华严学的思想史学统流入了近现代新儒学中,故以马一浮、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的华严学思想为视角,考察华严学在新儒学领域的发展和流变。     

马一浮四书学的该摄系统探析

基于对四书的推尊,马一浮精心营构了一个由四书统领的学术该摄系统。此系统以《论语》为根本,以《孝经》为辅翼,该摄六艺,该摄国学,该摄西学。层层该摄,气魄宏大,机理严密。貌似专断的学术取径一方面树立了终极的信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打破了儒学与诸子学的壁垒,乃至填平了中学与西学的鸿沟,最终造成"六艺之下,诸学平等"的格局。     

"接着讲"与理学的"被讲"——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三系说研究

作为传统哲学“造极”标志的宋明理学,在内地学者中一般被分为道学(程朱理学)、气学和心学三系。这一分系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传承而来的程朱、陆王两系的基础上拆分出张王(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气学一系,从而由两系变革为三系。在这之中,涉及了重新认识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气学一系的独立价值、二程哲学的异同等问题。当然,笔者对三系说的研究是为自身提出的(理、气、性、心)四系说作铺垫的。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陈三立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略论

陈三立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对孔子学说现代价值的肯定、对宗法纲常的固守。他坚持孔子学说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既批判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和戕害,也反对＂全盘西化＂理论。他提出了儒学自我发展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体合论＂思想,肯定了儒学与西学的相通性。同时,他还坚信家族制度和旧式伦理的现代价值,认为宗法纲常无阻于求富求强,应当固守勿失。     

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冯友兰新理学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新理学是相对旧理学而言的,冯友兰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取得了崭新的面貌,新理学是对旧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中的理、气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具有一定物质性的理和气,而冯友兰对程朱理气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理气观.他的理气观比程朱的更抽象、更彻底.所以他的新理学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进并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对于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