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解释论视域下新《土地管理法》对城市边界形成的作用

城市发展边界问题早已提出,但对其的解决,一直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卖地扩城"行为。此次《土地管理法》修订,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提升了征地成本,完善了征地程序,加强了对"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同时以提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形式寻求了对"土地财政"的替代。上述规范的适用,将对城市边界的形成和限制城市无序扩张起到积极作用。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博弈分析

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征地博弈实质上是一种结构博弈,整体遵照"制度—结构—行动"的路径展开。围绕征地的相关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先赋博弈结构"导致了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地位的非对等性,最终使农民成为征地博弈和城市化的最少受惠者和利益最大受损者。要避免征地博弈中农民利益受损,关键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让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的制度性途径反馈到政府决策中,在制度及其设计中拥有适当的话语权。     

土地资源商品化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效果的比较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土地资源商品化,二是土地资源资本化。土地资源商品化主要采用政府征地,政府进行土地开发的方式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化用地;土地资源资本化主要采用政府规划用地,土地所有权人与政府共同开发土地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方式,也就有两种模式:以土地资源商品化为主体的"土地换社保"保障模式和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重要补充的"农民留用地"保障模式。实践中,两种保障模式都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效果各异。     

现行公益建设征地补偿制度下的产权缺失与效率损失

国家公益建设征地属于土地产权变动。从产权变动角度分析,公益建设征地是国家土地市场控制权而不是政府的超经济特权,承担土地公益职能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不是被征地的农民,公益征地补偿价格应当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从效率视角分析,现行征地补偿价格低于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公平价格,既是造成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原因,又是公益建设征地浪费的根源。建议对公益建设征地实行公平补偿甚至优惠补偿。     

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的反思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征地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4市25村354份问卷为证

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征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336万元/hm2,上次征地每公顷补偿程度、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土地估算每公顷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等5个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农村土地问题——扬州市何村考察

作为城市郊区村,何村的城市化与土地非农化密切相关。土地非农化的主要方式是土地征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地征用方式及其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了重要变化。何村征地的实践取决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当前,政府与新兴市场力量日益强势,被征地农民沦为弱势。现行征地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亟需变革。应当通过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构建相对均衡与和谐的利益格局,增进失地农民权益,消除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试论二元土地产权下的征地博弈

分析了我国土地产权的二元性,以及由此影响的在征地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行动选择范围。认为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博弈是不平等的一次性的博弈方式,这样的博弈偏离了帕雷托改进的道路,同时城市扩张的范围也不是社会最优的。城市扩张的范围将大于社会最优水平,而农业用地范围将小于社会最优水平。建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在政府的宏观调下进行使用权的自由转让,逐步取消政府征地这一政策。     

土地征用恶化了农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吗？——基于CFPS调查的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2年的调查数据,将土地征用视为一项准实验,采用局部线性回归的双重差分倾向值匹配方法,以及基于内核匹配的家庭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土地征用对地方政府声誉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2010年,2012年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显著下降,但土地征用显著提高了被征地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同时,被征地农民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有非农工作、是否受到政府不公正对待等因素,也显著影响其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     

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征收农村土地,但征地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如征地权的滥用、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缺乏保障、政府在征地中功能错位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严格界定土地产权,依市场机制形成土地征用价格,并探索以土地入股等多种补偿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加强政府在征地管理中的作用。     

基于失地农民权益流失问题的农地产权制度探析

由于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出现极大的随意性,直接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的流失。本文讨论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健全农地产权制度的思路,即明确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给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健全土地分配收益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征地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     

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博弈分析

城市化伴随着大量土地被征用,这引发了地方政府、农民和土地开发商三者的利益冲突。本文简要阐述了现阶段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征地的现状,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农民与征地方的各种博弈关系进行分析,剖析了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在征地补偿、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并提出了缓解矛盾的思路。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没有必要在同一区域内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中国C市"国际社区"的材料证实了不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的好处。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内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推行"片区综合补偿价"是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关键。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

村干部在征地补偿中有三个行动目标和三重角色:一是作为政府代理人尽量平稳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征地任务;二是作为村民当家人与政府谈判,争取尽可能高的补偿标准;三是作为理性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国现行征地制度赋予了村干部一定的政策空间,使其能够借助在村庄中的权力、权威和网络及与镇政府的熟络关系等实施越轨行为,包括参与"倒地"、挤占、挪用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向上级输送利益、默许农民的抢种抢建行为、套取青苗补助、提供内部消息等。村干部越轨行为的泛滥折射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上存在问题。征地是政府行为,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且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因此建立现代监管体系十分必要。     

征地制度绩效下降与重构

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三个方面对征地制度的绩效进行初步分析。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相比,征地制度绩效明显下降。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财政下放的环境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失衡、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征地程序失范是造成征地制度绩效降低的主要原因,集体土地使用权有限期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之后再收归国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格化"和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是提高征地制度绩效的主要途径。     

开发商介入征地拆迁：形成机制与实践后果——基于鄂东北Z村的考察

关于征地拆迁,法律关系主体是作为征地拆迁方的国家和作为被征地拆迁方的土地相关权利人,二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征地拆迁中常涉及三类主体:农户、开发商和政府,由于开发商介入征地,征地拆迁中的补偿标准逐渐由政府规定标准转变为农户与开发商的协商标准。通过对开发商介入的征地拆迁模式的发生机制和实践后果展开分析,发现该模式训练了农民的谈判能力,被征地拆迁的农民正在成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者,而调整措施的缺失将会导致这部分群体转化为土地食利者阶层。     

论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被征地农民通过参与征地程序、表达利益诉求、意图影响政府征地决策的行为。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有利于政府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建设。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组织性障碍和参与能力障碍等现实问题。扩大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要完善政府征地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土地争议的政治分析——以X市Y区农村社区为例

当前土地争议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其表现是因农民土地权益受损而引发的信访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土地争议涉及四方利益主体,即:被征地农民、村(社区)组织、开发商、基层政府,不同主体关系形成不同的争议类型,每类争议主体在利益目标、行为模式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土地争议的表现是利益之争,实质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与交换,根源是现代执政理念的缺失和制度建设的滞后。树立现代执政理念,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建立争议协调裁决机制,将有利于土地争议的防范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