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伦理学视角下典籍英译异化策略的再审视——兼评《孙子兵法》Mair英译本的杂合伦理观

忠实伦理作为译者的道德责任及法律义务,并不能作为功利原则来评价典籍英译译者翻译行为结果的道德价值,因为其在翻译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基于规范伦理学之效果论与义务论,分析西方译界英译中华典籍所遵循的归化伦理与异化伦理纠葛与冲突之本质可知: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译者无论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均不能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华文化,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评价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功利原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本质上是一致的.     

副文本视域下《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之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使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法律。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多重的角色身份、强烈的意志性、特殊的社会语境等都影响着他的英译行为,使他在译本的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中都留下了“意志性”译者行为的痕迹,表现出译者深受“东方主义”影响、在译文中彰显“社会人”译者权利、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与“想象”等行为特征。鉴于此,提出中国法律典籍翻译实践规划,期冀实现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求真”和“务实”的合理与平衡,以促进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策略：《醒世恒言》“心”字译法探析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关注,必然会带动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文章以2011年由杨曙辉和杨韵琴夫妇合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的译法为考察对象,使用文本案例分析与文本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诠释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从而为中国典籍英译的最佳实践提供经验与启示。     

典籍英译中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集中的体现,因此对其翻译应兼顾文本与文化,传递隐含的文化信息也就成了典籍英译成败的关键。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翻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词句时,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本文以《三国演义》的英译本为例,主张以传达源语文化为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实现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试论汪榕培先生的典籍英译思想

本文概述和分析了汪榕培先生的典籍英译思想,指出其要点是:中国译者全面地译出典籍义不容辞;典籍英译与研究要结合并进;典籍英译总体标准是"传神达意";典籍英译中"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代表当代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对译作有重要影响.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规范依据.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以《醒世恒言》的英译本为例,从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三个方面分析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中西合璧：视域融合和《牡丹亭》英译本

以西方诠释学的概念视域融合为基础来分析中国古典《牡丹亭》英译本中对文化负载词和典故的翻译,从而更好地阐述了典籍英译蕴含着二次视域的融合,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了不仅典籍英译者而且读者也需要把自己的视域和文本所展开的视域不断进行融合。     

高低文化语境下典籍英译的语境重构与文化误读——以《孙子兵法·九地篇》Mair英译本的语境重构方式为例

译者阅读汉语典籍时采取的是基于语境的理解方式,而译语读者习惯的是基于言语的理解方式。理解方式之不同决定了典籍英译过程中语境重构至关重要,如语境重构不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误读的发生。成功重构语境,须先厘清语境重构内容、方式与标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典籍英译而言,语境重构实质上是以典籍英译交际各方认知为基础,内容乃语境假设与语境效果之同一,方式乃忠实于原作者信息意图之语境顺应,标准乃忠实伦理与交往伦理之统一。结合对《孙子兵法·九地篇》Mair英译本语境重构方式的比较分析,基于认知的语境重构标准可以对译者是否成功地重构语境做出客观评判。     

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道德经》数字翻译研究——以辜正坤译本为例

《道德经》的语言简洁、抽象,使得意义的缺乏或语义不足问题十分明显,数字意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视角,通过对辜正坤的《道德经》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中西方在数字的实指和虚指方面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数字除了实指意义外,还有着很强的虚指功能;而西方的数字只有实指功能,这对译者和读者理解原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译者除了具备很好的双语语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要想实现文化传真的最大化,相较于其双语语言能力,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更为重要。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典籍英译过程中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方面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图像副文本在中国传统典籍翻译与外传中的可视化作用及其完善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译者应当重视图像副文本在中国传统典籍翻译和传播中的作用,以更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典籍文化思想,更准确地传播其文化内涵,合理打通传统文化生成语境之路径,切实推进中国传统典籍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本文作者在阐释图像副文本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具有四种具体的可视化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图像副文本在中国传统典籍翻译中的作用,即呈现典籍真实的叙事方式、丰富注释方式、助力东方文化图式构建,最后提出了完善图像副文本在中国传统典籍翻译与外传中的对策,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民族典籍英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行为,更是一项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可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持续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尤其在实践维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译的实践系统,提升民族典籍英译效果。围绕该实践系统,民族典籍英译可从翻译模式、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以我为主”“文化传真”和“深度翻译”的路径,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     

“中庸”一词英译的哲学反思

"中"是中国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灵魂的直接体现。儒学典籍英译中,"中庸"二字作为重要范畴经历了西方译者各般阐释和比附。早期汉学家在释"中庸"一词时,颇多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体现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诉求,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的翻译"切中伦常"则导向了对"中"在生活经验中的重新建构,昭示了儒学西方阐释的新动向,为中国哲学范畴的英译提供了启示。     

典籍英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语篇意识的融合——以《论语》三种英译为例的讨论

后殖民语境下的典籍英译是一种战略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经对比分析发现,在所选的《论语》三种译文当中,大陆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意义结构、语篇精神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传达不如海外华人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准确,译文质量低劣。要真正破除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精华,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共生与和谐发展,典籍英译者必须把宏观的、战略性的"文化意识"与微观的、策略性的"语篇意识"融合起来,重视语篇的信息模式、逻辑结构、思维方式、文体特点以及语篇功能,采用"异化"策略向强势文化推广汉语文化,更好地参与世界话语建构。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生态翻译学——典籍外译新视角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为典籍翻译提供了一个新方向。本文借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与观点,提出中国典籍外译应坚持＂适应/选择＂原则、应该对译者的主体意识进行合理定位、应注重以译者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建设。希望在丰富典籍翻译研究之时,也能为中国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与借鉴。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