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札记

<正> 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公孙丑上》) 这是一条有关商业思想的重要材料,凡是研讨先秦经济思想的论著都要用它。胡寄窗以为两个廛字的意义不同,第一廛字作房舍解,廛而不征即免征商合租税之意。第二廛字是税名,与“征”字对称,应作征税或所征之税解,简言之,是指货物税。“法”即按市场规定出售其货物(参《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条注)。照此说来,法而不廛,就是按市场规定经营的免收其货物税。但是这样解释有两点不能讲通:一、若按市场规定出售其货物,便免收货物税,那末,征收货物税的必是不按市场规定出售货物的,但违反规定就要取缔、处罚,不能作为征税的对象。二、照这样解释,将是来市间做生意的免征商舍税,而按市场规定经营的不收货物税,如此将无税可征,全部免税。但孟轲并不是无税论者,他指出一般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而希望“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孟子·尽心下》),并非全免。宋朱熹的解释是,“廛,市宅也。”“廛而不征”就是“使居市之廛     

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

重农轻商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政策。农业在封建社会居于首要地位,重农是必然的。但是,商业在封建社会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因此轻商是相对的。除了轻商这基本的、主要的一面,还有不得不重商的另一面,战国时代各家对此有不少论述。从这些论述来看,轻商主要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以防止过多的人从商或“弃农从商”;重商则是使商业发挥“流通财物、粟米”的作用,以满足生产、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各家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既要轻商,又要重商;但确有不少人是主张重商的。也有人,如荀子,是轻商与重商两方面都论到的。重农、轻商、而又重商,看起来似乎矛盾,令人不解。特别是人们往往强调轻商的一面,而忽视重商的另一面;或者,明明看到了重商的另一面,却不承认它,仍然解释为轻商。这样理解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政策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图从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中,来说明重农轻商而又重商,是可以理解的。     

浅析“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最■“贱商”的是孟子,孟子把商人叫做“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篇》).“重农抑商”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到秦王朝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些具体方法措施基本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述评

<正>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他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提出一整套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民的政治主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下凡引《孟子》的文字,只注篇名)。这种“民贵君轻”思想,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光辉的论点之一。一、“君为轻”     

魏唐秦诗义索原

伐檀:胡取禾三百亿兮 《魏风·伐檀》首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毛传:“一夫之居曰廛。”二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毛传:“万万曰亿。”郑玄笺:“十万日亿。”三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困兮!”毛传:“圆者曰困。” 一夫之居,指一夫所占有的土地,非指居屋。《周礼·遂人》:“夫一廛,田百亩。”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正> 孟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先天道德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本文即着重探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价问题。一、孟子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渊源孟子是儒家学派中“闲先圣之道”、“述仲尼之意”的大师。他非常推崇孔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他以孔子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其先天道德论思想正是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养气说”浅析

<正> 孟子关于养气的言论,在儒家早期思想史上颇为新奇。因为“养气说”原本不为儒家思想体系所有,孟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然《论语》中不见任何养气之说;孟子师承子思,与子思合称“思孟学派”,子思也未曾有一语涉及养气。“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①,看来属于孟子的一大发明了。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他说的气看成“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养气是“把主观精神进行自我扩张,便可以从认识世界进而主宰世界”②。其实,上述观点并没有全面把握孟子“养气说”的本意,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一、“养气说”的内容及真谛孟子的“养气说”包括“气”与“养气”两部分内容。先看孟子所说的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皆不注)有二段文字,较集中地讲到了“养气说”。一般是:“(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正> 《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糜烂,思想上崇尚清谈,而在文风上则流于绮靡。《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对正始玄风的兴起以及引起的文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所谓“率多浮浅”,即尚空谈而轻覈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通变》篇还说:     

杨学失传的原因及其启示

在中国思想史上,杨朱要算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杨朱的学说曾以其“言盈天下”而轰动一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上》).“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可是不久即告销声慝迹.何以绝灭如此之速呢?今考其原因,略有如下数端:第一,杨学受到儒家巨子孟子的曲解和攻击,孟于谓“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这在当时乃至以后均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使人们不愿花精力去研究和把握杨学的全面而真实的内容.第二,杨朱“为我”的主张表现出重个人、     

关于“征方腊”的思考

长期以来,对《水浒传》中的“征方腊”,有一种相当普遍而且牢固的看法,即方腊是完全正义的一方。而宋江则完全是非正义的一方。十年浩劫中的“评《水浒》”运动,不必提及了。就是今天,我们有此同志也还是认为:宋江“征方腊”是“完全蜕变成了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别动队”。等等。由此,不由不引起一些思考。     

《孟子》文中的一个句读问题

<正>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谓高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此语究竟如何断句?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巯》两卷本、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四书集注》以及新编《辞海》“介然”条所引此语均于“间”字处断开,“介然”属下读。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三》“当属上读而误属下”条于“然”字断开,“介然”属上读。杨伯峻《孟子译注》则于“蹊”字断句,以“间介然”为一词而属下读,但同书《孟子词典》,章,“径”字条引此语时又在“然”字处绝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之五“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条则于“介”字处绝句,以“间介”为一词而属上读。鄙意则以为应在“间介”之下绝句。     

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

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检讨其中的孟学思想史,需要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这样一种“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告诉我们：孟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     

《文心雕龙》文章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

<正> 刘勰《文心雕龙》所阐发的文章(不单是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头三篇《原道》、《征圣》、《宗经》之中。其实,这三篇只是谈的一个问题:圣人原于天地“自然之道”而为“文”,这种“文”就是后世所谓“经”;后人撰“文”,必须遵从这些“经”的教义,追踪这些“经”的体制。他这种文章理论的基本观点,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在“宗经”一义中,刘勰虽然也混合着谈了一些文章形式问题,但是主要的还是着眼在政治内容上。     

先秦儒家义利观辨析

学术界历来认为,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重仁义而轻功利,不谈经济、不追求物质利益。然而反复研读《论语》、《孟子》以及《荀子》,不难发现儒家其实很重功利,他们针对时弊大讲仁义,只是要把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纳入正道、“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上》);他们所宣扬的圣人、仁政,都是以给天下人带来物质利益为主要标准的。     

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初探

<正> “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是反对言利,提倡“仁义”:“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全书出现“仁”字达157次之多。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落实到具体政治上便是“仁政”。研究者多将仁政视作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     

楚役制初议

孟子把古代统治者的取民之法,归结为“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前二者是指对劳动产品的征敛;后者则是指对劳动力本身的征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赋税与徭役。笔者在对楚的赋税制作了初步探求之后(见《楚赋税制初探》一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本文再对楚的徭役制略加考析如下。     

论井田制度(续)

7.圭田 余夫之田 闲田余地《孟子·滕文公上》说: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周礼·地官·遂人》说: “余夫亦如之。”赵岐《孟子》注,释圭为絜(同洁)。焦循《孟子正义》提出异议。他说: “《说文·田部》云:‘畦:田五十亩曰畦。从田圭声。’段氏玉裁《说文解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