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再探讨

在古代诗歌理论中声名显赫的"诗言志"之说历来被视为儒家诗歌理论之圭臬.但它既不是出自遥远的虞舜,也不是出自春秋末年的孔子,而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整编古史时所提出的观点. "诗言志"的说法简明扼要,非常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所以广为流传.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诗歌理论中,情、志并重.将"情"逐出而只讲"诗言志",那是后儒的事情.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诗歌理论的内容,其要点是既重视诗言志,亦强调诗须言情.这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孔子诗歌理论是吻合的.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诗言志”在汉儒阐释中的歧出意义及其本意之失落

《尚书》中"典乐教胄子"所希冀达致的,是由道德修养自然呈现的一种境界——中庸,"诗言志"的"志"就必然指向道德意志,而不是指向"情"。但是,诗歌实际创作中更多抒情的现象,使"诗言志"自身潜伏着内在矛盾。为了回避这种矛盾,汉儒将诗中表现的"情"与社会的治乱关联起来,从而发挥了诗的政治功用。这是汉儒阐释"诗言志"的歧出意义。随着那种作为手段的道德逐渐沦为虚伪的产物,汉儒的政治化道德哲学及其诗学都面临了危机。之后的诗学,或者顽固地延续汉儒的理论,或者在有意无意之间规避着诗和政教的联系。《尚书》"诗言志"的理想,终于在若有若无间彻底失落。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言志话语与创作禁忌：《诗经》权威地位的生成及其早期影响

早期国家乐政的用诗系统造成了传统诗歌乐章义（仪式义）与诗本义的分离，乐章义超越诗本义成为诗歌的首要义。乐章义由国家推行，在各仪式场合及培养官员或由使者、行人出使时使用，这既造成了“诗言志”之志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又形成了众人赋诗引诗而不作诗的创作禁忌。这一传统经由苟子到董仲舒的发挥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强化，其观念对传统诗论的生成和发展走向影响深远。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诗可以怒——兼论屈赋的抒情特色

《尚书·虞书》云:“诗言志”。 在心之志本是多方面的,七情六欲,无一不是人之志。诗既言志,喜、怒、哀、乐、爱、恶、欲,无一不可以反映在诗作上。这在诗歌理论上本是极自然的,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在一开始有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以来就被雄辩地证明了的,兹不赘述。 但到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后,文学却成了经学的附庸,本是纯文学的《诗三百》被强行置进儒学的框框中,这些原本是表达真情的诗作甚至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注者阐发儒学的天然材料,而被注解过的诗三百篇也就成为充满儒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于是乎,广阔的诗     

词的情和美

词的情和美谢之雄自古就说“诗言志”（《尚书》），志是什么？“志，意也。”（《说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经·大序》）现代通常作志气、志向、志趣解释。因此，说“诗言志”，就突出了思想性，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艺术性。诗歌在古代就重视对美的追求，“...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在开阔激荡处把握诗的意蕴--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读后

“诗言志”在中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但它本身含义的模糊性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似乎同样不相上下。在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的提倡下,我们几乎已习惯了将“志”理解为独特的个体精神,而“诗言志”也顺理成章的被解释成为“诗(或者文学)即是传达人之个体精神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语境中,媒体、谈话、演讲甚至也包括今天的高校课堂上,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用“个体性”来谈论着“诗言志”。但事实上,我们对于“诗言志”的理解谈论——不仅仅是在现代话语已充分控制的文化公共领域,同时也包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缺乏现象学所说的“还原意识”的,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诗言志”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中来理解、把握它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对“诗言志”的谈论其实是羼杂着现代话语欲望的投射呢?李春青教授的新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对于先秦两汉文化语境中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