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新证

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字和词汇使用的情况,是珍贵的语料文献,为《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利用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一些用例,可以从“字形新证”和“字义新证”两个方面证实《说文》中的一些收字和说解。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形态——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单独简”是里耶秦简中典型的文书形态,即一枚内容已经写完而不需编缀成册的木牍。依据文书格式的复杂程度,单独简牍所载文书又可分为单一公文和组合公文两类,单一公文在呈送、转发和追文等场合下可形成组合公文。里耶秦简中还大量存在由多枚简牍组合而成的文书,依据文书所用简牍形制又可分为单行简册文书、两行简册文书和组合简牍文书。其中,将单独简牍文书中组合公文的不同构件分书于单枚木牍上时,所形成的文书形态就是组合简牍文书。根据里耶秦简中多简牍文书的存档方式以及汉初告地策文书的组合方式,秦代基层组合简牍文书可能使用编联或捆扎的方式形成完整文书。     

论甲金文“册”之造形依据及简牍的出现时代

简牍出现时代的确定，学界尚有争论：或认为与殷商甲骨文同时代；或认为更早；或认为晚于殷商甲骨文时代。依据对董作宾“册六”之辞的商榷释读，对甲骨文、金文“册”字造形依据的再探讨，以及甲骨文的功用等来综合判断，可以进一步推定，甲金文中“册”字的造形依据不是甲骨而是简牍，“册”字的本义是指简牍文册而非甲骨文册，简牍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即已出现。     

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岳麓秦简中有一组"县官田令"简,共21枚,经整理,可大致系联为六条令文,其中有四条比较完整。"县官田令"是第一次出现的秦令名,简文中出现的"县官田""田徒"和"田者"等语词也具有其特定含义,通过分析解读,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县官田令"并不是一般田作管理的秦令,而是专门针对县官田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法令条文,它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对比。     

西域汉简与秦简词语互证

本文通过对秦汉简牍中几个词语的训释提出秦汉简牍词语研究中的词语互证这一词义训释方法,为解决简牍中的词义训释问题提出一条新的思路。文中主要运用了西域汉简和秦简材料,通过词语相互比较,辨析验证,考察了“发”、“别书”和“手”三个词语在简牍文书中的特定含义。     

楚国灭巴考

巴在商代被称为“巴方”,是距商王朝邦畿不很远的方国之一。西周时,“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从此,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属国,经常输献于周,即所谓“自武王灭商……巴、濮、楚、邓、吾南土矣”。春秋时期,巴人活动于汉水之域,与楚、秦以及江汉诸国交往频繁,“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然而,由于楚国的崛起,江汉诸国为楚吞并殆尽,巴受楚的威胁和压迫,逐渐向西南方向迁徙。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敢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其江汉故地全为楚人所有,巴人只有退保川东,凭藉巴山菱峡之险与楚人抗拒。由此,巴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历史文献中,有关巴国的记载也不多,战国时期巴国的史迹便少为人知。巴国在秦惠文王时(公元前337-前307     

秦始县于甘肃二地说

郡县制延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发端于秦,首置邽、冀二县,在今甘肃省天水地区境内。史书有明确的记载。本应不存有什么问题。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又重新提出,都认为中国设县始于楚,其实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一关于县始楚之说,最早见于清人洪亮吉的《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一文。他说: “春秋时楚始大邑为县。《左传·定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子入陈杀夏     

泰山郡之设与秦代齐地置郡——兼论秦郡的一种生成模式

新出简牍封泥资料的面世，打破了固有的秦郡体系和研究思路，重新思考秦郡问题成为必然。有关秦代齐地置郡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而该问题本身在秦郡研究中又具有独特性。结合秦简牍封泥中的职官地理信息，尤其是岳麓秦简“泰山守”相关令文的程式，基本可以坐实秦设有泰山郡。就出土文献来看，秦代齐地可被确证的还有临淄、琅邪、即墨三郡。齐地置郡的背景有别于五国，秦帝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和齐地区域治理的传统分别是秦得天下时置郡与治天下时分郡考虑的重点。齐地分郡主要采取的是秦郡生成中的母郡模式，以郡尉治所迁徙到新郡为主要实施手段。母郡模式除了以齐地为代表的裂变型，还包括以岭南三郡为代表的开发型。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秦郡问题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屈原身世考

屈原身世,两千多年来一直未解或被人误解。其实,根据《离骚》中屈原的自述,论定屈原为庸人,是周代分封的庸伯国国君的后代。庸人是远古颛顼帝部族集团中的部族,庸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公元611年秦、楚、巴三国合力灭庸,此后大部庸民族汇入楚国成为楚国民,庸伯家族按古例转变为楚贵族。庸人及大多远古民族无姓。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汉文学与楚文学之关系综论

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李长之认为：“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①这大体上道出了汉代文化传承实际情况。秦末，陈涉在大泽乡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并建立了号为“张楚”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稍后，项羽、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将推翻暴秦的起义引向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楚文化由地域性的文化走向全国。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承认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作品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这…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从“箸者石章”的解释看诅楚文刻石的形制

秦诅楚文共有三石,日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亚驼文。三石文句基本相同,仅告于神者随号而异。它于北宋年间出土后,在文人学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关于它的形制,却无人置下一辞。随着南渡以后原石不存,它的形制也就成了不解之迷。其实,诅楚文辞中的“著者石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刻石形制的信息。“著者石章”的“者”是“诸”的通假字。(诅楚文中有“寞者冥室椟棺之中”“率者侯之兵以临加我”两句,“者”即通“诸”。)这里的“者(诸)”是“之于”的合音,“之”指代诅楚文辞,“于”是介词,相当于“在”。“著者石章”犹言“著之于石章”,意即“刻写(箸)诅楚文辞在石章上”。“章”应理解为“璋”。璋是章的孳乳字,本只作章、《竞卣》、《师遽方彝》、《颂鼎》、《召伯簋》中璋均作章,可证。《说文》玉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玉章声。礼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大宗伯》:“以赤璋礼南方。”则璋是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抽思”写作时间考证

屈原作品《九章·抽思》的创作时间,历来颇多争议。此文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论证了作于顷襄王十九年楚割让汉北给秦之后。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鄂君启节》所见楚史三题研究

《 鄂 君 启 节 》 在 楚 国 青 铜 器 铭 文 中 字 数 最 多 ,价 值 最 大 。 本 文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从《 鄂 君 启 节 》所反 映 出 的 楚 国 符 节 制 度 、封 君 制 度 及 楚 国 边 境 地 区 的 经 济 开 发 等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研 究 ,提 供 了 一 些 新 的 思 路 和 见解。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