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学术界有人主张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这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高效地实现公正。对因审判行为不当导致的生效裁判错误,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纠错,应当视为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是对诉权的监护,合于司法原理,独具特色而又科学。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不是"无诉而审",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合国情,顺民意,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上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 ,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不是“无诉而审” ,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 ,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 ,合国情 ,顺民意 ,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 ,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一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惩罚的起点——刑事法治视野下刑事责任起点的新思考

刑事责任的起点应该具备支撑刑事司法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传统有关刑事责任起点的观点不利于刑事司法的运作和对人权的保障,是对刑事责任客观性的误解,不合法的应然性意义,因此必须被抛弃.刑事责任起点的确立应在符合支撑刑事司法运作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下进行,因而合理的结论是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之时.惩罚的起点是有效的判决而不是行为的发生,这是刑事法治的必然结论.     

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制度——以聂树斌案、王书金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是终审法院的院长、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进行改革,即将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收归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且要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该区别对待。     

论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民事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本身也是属于法律监督权,它包括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检查督促的救济权和就民事公益诉讼提请法院处分的追诉权。我国民事检察权的配置要体现民事检察权性质的要求、体现民事检察权内容和运行机理、遵循正确的配置原则,在上下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之间和每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各内设民事检察机构之间,科学、合理地进行。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再审程序之完善

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的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立,对于纠正错误的裁判,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刑事再审程序,应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明确规定再审的理由,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时限和次数,取消原审法院的再审权。     

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监督。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实行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立法规定的欠缺和实务中的不规范，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难以落实，刑事个案的立案监督流于形式。进一步厘清和准确认识刑事立案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立案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现行民诉抗诉案件再审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抗诉监督权，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抗诉的事由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在出庭时的地位尴尬、抗诉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抗诉过程容易产生干扰、抗诉证据容易灭失以及再审案件管辖权的设置不够科学等，建议从适当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设定同级抗诉制度和设立专门再审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     

如何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分配

刑事鉴定启动权的分配应当体现程序正义和证明责任的要求 ,而其他国家的制度实践应当对我们具有意义。本文通过国际间的考察比较和对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分配制度的反思 ,指出了分配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基本模式 :刑事鉴定启动权应当平等的赋予控辩双方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不予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决定不服的 ,有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 ;而为了解决控辩双方自行启动刑事鉴定程序带来的弊端 ,法院应当享有复核鉴定的启动权。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刑事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是刑事程序性裁判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申请机构、申请期间、申请理由、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裁决机制和法律后果等要素。我国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严重缺失,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存在严重障碍。     

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情感度比较

导入语、判决语、引用语三方面所用语言情感色彩在两岸三地刑事案判决书中是不同的.刑事判决书语言的情感序列为：香港＞澳门＞台湾＞内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传统文化与法系影响;对法权实现途径的语言认识;语言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内地刑事判决书应当汲取港澳台三地刑事判决书的长处,为建立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非刑罚少年处遇比较论

少年处遇是对少年偏差行为与罪错行为的处理与待遇。刑法理论从附属体发展到国家亲权理论,由单一少年刑罚处遇、日趋淡化惩罚性质发展到防卫社会保安处分处遇,乃至到着重考虑犯罪行为个体的特性发展到保护处分处遇,少年处遇也随之分类为刑罚、非刑罚或刑罚、保安处分、保护处分。我国也存在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构成7个各不相同种类的体系,分别体现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中。中外少年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的区别体现在其特点、立法形式、层次、种类等方面。借鉴国外少年处遇理论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少年处遇现状,我国应该建立一体化少年处遇措施体系,规定适用的程序与各少年处遇适用层次,并确立少年刑罚的最后适用原则。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中国刑事和解价值之辩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对传统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备完善现有诉讼程序、丰富刑罚处理模式的法律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正价值,提高诉讼、司法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效率价值,但也有减弱刑罚预防功能,与现行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及证据制度不相融合的实施瑕疵。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实施的范围、标准和方法,应成为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的需要,同时也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顺应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格权发展趋势的需要,国家应在立法上予以支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审程序提起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提起的期限一般应依刑事诉讼法确定 ;二审程序可以划分为民事型、刑事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二审的审理期限依刑事诉讼法确定 ;二审的审查范围不受上诉或抗诉的限制 ,实行全面审查 ;针对上诉或抗诉的不同情况 ,二审法院可以作出三种处理方式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及其保障

犯罪嫌疑人作为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辩护权。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在行使的空间、时间、环境等方面与被告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应设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联合国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亦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其充分程度及保障水平已超出了国际标准。参照国际标准及法治国家先进做法,我国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被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利、与律师自由联络、会见的权利、取得法律协助的权利等,并应对律师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