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企业价值与大股东在关联交易下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证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控股股东通过关联销售对企业价值有正影响,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控股股东未通过关联销售有影响。     

多元化并购能给股东创造价值吗?——兼论影响多元化并购长期绩效的因素

本文以1998￣2002年发生于我国证券市场的251起多元化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了多元化并购公司的长期市场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论表明:多元化并购公司股东在并购后1￣3年内财富损失达到6.5%￣9.6%;政府关联对并购绩效影响显著,这种作用在管理能力差和并购绩效恶化的公司中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关联与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公司资源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管理能力与公司资源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1-2005年直接IPO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关系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程度高于非政治关系公司,而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区域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在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能改善企业绩效;但是,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不仅出于政治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且是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需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进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减轻政府官员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以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MBO

以我国上市公司中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为样本,就我国管理层收购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数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这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0～7.50% 的范围内,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7.50%～33.35% 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而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 33.35% 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这一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单一性关系,对于我国有效地开展上市公司治理、合理地实施管理层收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双向资金占用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关联资金占用不仅是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源,也有上市公司占用控股集团资金的情况,即双向资金占用。前者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一种手段,而后者可以理解为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一种方式。资金占用可视为一种融资手段,是内部资本市场资金配置的一种形式。本文研究发现,关联方应收项目(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会抑制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而上市公司对关联方的应付项目相当于获得了成本很低的资金,起到补充投资活动现金流的作用,促进了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提高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控股股东自利行为选择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检定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以及探索公司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选择与股权制衡之间的关系。站在股权结构外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能够制约控股股东与其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但无法制约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中小股东把关联交易而不把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站在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关联交易使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增强,但上市公司派现行为降低了这一制衡作用,而且在考虑股权结构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考虑采购资金约束的物流服务能力采购决策

CEO关联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效率和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网络关系和人口统计特征相似性产生的关联,忽略了CEO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关联。此外,已有研究过度关注对CEO关联结果的探讨,而忽略了内外部环境要素对CEO关联结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从管理者特质和权力的视角,探讨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 12.0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并检验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治理对这种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的增强,企业业绩提升,但当CEO与高管之间的关联程度高于临界值0.400时,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程度的增强,企业业绩开始下降;CEO与董事之间基于建议提名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勤勉程度和监事会监督力度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民营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显著,而国有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CEO关联的价值效应及形成的内在逻辑、防范上市企业治理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议上市公司适度给予CEO聘任高管的权力,且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注意运用和平衡企业内部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保障差异化情景下企业潜在收益的最大化。     

基于融资风险的现金持有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现金能否作为保障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来源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以及超额现金持有呈正比,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提高自身的现金持有以应对技术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区分公司所面临的融资风险后,发现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上市公司以及债务期限结构较短的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将委托理财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可操控现金"与委托理财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若给定"可操控现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委托理财收益率越高.这一结果说明,"可操控现金"越多,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力越强.研究还发现国外同类研究常用的"自由现金流"变量不能捕捉这一现象.     

现金分红的连续性、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基于面板结构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8-2009年间我国13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按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和派现行为是否连续对样本进行了划分,运用面板的结构VAR模型研究了现金股利、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基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本文对连续派现的公司和非连续派现的公司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非连续派现公司的投资挤占了现金股利的积极效应,并给公司价值带来了负的冲击效应,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与投资存在相互促进的效应,公司价值对投资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正;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整体上投资对现金分红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负,其对公司价值的冲击效应也为负;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具有抑制过度投资的效应,但其对投资波动的影响作用较小,若对非连续派现的公司实施以分红为条件的融资政策,则可能会制约其发展。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债务保守、投资机会与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国内对于财务保守行为的研究,均是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展开的。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公司的财务保守目的,是给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务灵活性,便于公司在未来使用这种灵活性。当公司遇到有利的投资机会时,具有这种灵活性的公司能够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进行资本投资。运用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不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论表明:公司的财务保守行为与公司未来的投资机会高度显著相关;公司的财务保守行为与公司未来的资本投资高度显著相关。同时,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也显示,公司的财务保守行为和公司的投资支出都具有时间连续性,与其滞后项高度显著相关。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采用异常操控性项目的计算方法度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以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对机构投资者明细类别的检验结果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投资基金、证券公司、QFII、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这5类机构投资者中均存在,但企业年金、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银行持股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股权分置改革和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中均存在,且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整体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利用Box-Cox变换和回归分析方法,对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成长流量,行业增长比率,市场份额变化系数等定量指标与公司未来每股收益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衡量高科技公司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边际成长流量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边际成长流量比可以科学地反映高科技上市公司在现行股票市价条件下的投资价值,是一种理想的评价指标。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The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Investmen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Italy

Based on a study of new investment announcements from 1989 to 1995 by Italian firms listed on the Milan Stock Exchange, we find a positive stock price reaction to new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stock price reaction is larger for joint venture announcements. The market response is also larger for non-state owned companies and when the announcement is released in a period of rising stock prices. The announced investment has no impact on the non-voting shares but increases the voting shares' market price through a significant revaluation of their vote-segment. We find some evidence that new investments lead to management's private benefits rather than towards firm valu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ypical Ital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ere a majority shareholder safely controls a listed company while having only a fractional claim on the firm's cash fl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