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论“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

50年前中华民族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曾经历了长达10年的内战,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急欲“剿灭”。在中华民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1941年以来在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军疯狂的进攻和屠杀政策,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和反“蚕食”、反“封锁”斗争,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充分显示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的伟力。     

“联蒋抗日”的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大大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抗日战争的发动。但这一符合全民族抗日要求的重要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     

论刘文辉反蒋

论刘文辉反蒋李殿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刘文辉是一位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他约２０年的一贯反对蒋介石，使蒋介石虽对他耿耿于怀，却又拿他毫无办法，从而最终为＂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这种＂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①的...     

鲍罗廷与1927年初的反蒋斗争

1926年11月16日,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离开广州北上,12月10日到达武汉,开始了他中国使命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武汉时期.在武汉,鲍罗廷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开始其工作的,他表示:“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而当时中国大革命的发展正处于转折关头,从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极其严峻而十分复杂的形势时的所作所为,可以了解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抉择和表现.     

李宗仁逼蒋抗日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桂系首领李宗仁在逼将抗日中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但过去史学界对此论述较少,而一提到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就说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或说是“假抗日,真反蒋”;或说“两广事变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否认或贬低了李宗仁在“七七”事变前为发动抗战所起的历史作用。值此纪念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就李宗仁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及联共抗日诸方面对发动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以简述,以纪念对民族解放战争有过贡献的人们。     

论邓演达的反蒋军事活动

邓演达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武汉政府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汪精卫的动摇叛变,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国内学术界对于邓演达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共产党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而对于他进行平民革命、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许多人除钦佩其胆魄外,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不过是空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     

马占山将军与“齐齐哈尔抗日战役”

虽然爱国将领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阻击战被世人熟知,但自1931年10月15日至1932年12月5日由其指挥的一系列抗日战斗却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合适的命名。通过尝试对1931年至1932年间中日之间争夺齐齐哈尔控制权的系列战斗进行整体探讨,阐述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关键问题,提议命名之为“齐齐哈尔抗日战役”。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方针研究述评——兼及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问题的研究随着恩想解放和文献刊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大量回忆录资料的引用使得研究争议频频,回忆资料既有在一些问题上的众说纷纭,也有在个别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但都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近年来该研究中的一些争论突出了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强调对回忆资料利用的谨慎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深刻总结的。     

“三归”与“反坫”

《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三归”,据《论语·八佾》云:“管氏有归,富事不摄,焉得俭。”那么“三归”何谓?据注释家云:一娶三国之女;二三处家室;三地名即采邑名;四藏帛币的府库;五市租之常例;六台名。上面诸解释都有一定根据,但也都有一定局限。据《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7云:     

蒋阎“国是”之争电文史料

一九三○年二月到四月,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和各军阀代表云集太原,策划倒蒋之时,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电文频繁,双方各执一端,展开所谓的“国是”之争。二月十日,阎锡山首先发     

“相士蒋竹山”非蒋捷考辨

蒋捷,宋末著名遗民词人,号竹山,学者称竹山先生。元人许谦有诗《赠相士蒋竹山》,学界据诗题即断定“蒋竹山”为蒋捷,并因之考证蒋捷卒年。通过内外考证与辨识,笔者以为诗中相士并非词人蒋捷,并以此就教方家。     

论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资”与“反封”问题

本文拟就我国目前面临的“反资”、“反封”两条战线斗争的现实问题,谈点个人想法。一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要看到它们过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它们相对历史发展所起的落后和反动的作用;既要看到它们其中某些好的东西,又要看到它们坏的东西。所谓批判、反对和斗争,是相对于它们落后的环的一面而言的;好的东西、先进的东西,不仅不能批判、反对和斗争,而且需要学习、借鉴和为我所用。资本主义民主代替封建专制,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自由、平等、博爱代替“君权神授”和等级特权,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权代替蒙昧主义、禁     

“靖远兵变”与西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片断

1931年11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军长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三十八军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以讨伐在政治上倾向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雷中田、高振邦等地方军阀。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主持甘肃省的军政。 我随三十八军十七师到兰州不久,大约在1932年的1月底,陕西省委派李玉清(山东人,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同志的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璈等党员同志和杜里亭、杜理程等党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