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兴趣说与唐诗艺术

严羽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这一点已为世公认。他的“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和“兴趣”,则招来许多批评,被说成是“唯心主义”和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其实,“以禅喻诗”、“妙悟”等等,仅是借助于禅理作比喻而已,并非象有些人     

《诗品》“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 ,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 ,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 ,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 ,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 ,并使之不断完善 ,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象喻: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

“象喻”是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之一。受中国诗歌“象喻”特质的濡染,中国传统诗歌评论也习惯于摒弃枯燥乏味的说理,而代之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有时甚至演变为一种“创作”,成为语言“冲浪”和心理“按摩”的载体。象喻诗歌与象喻诗评同中有异。总之,“象喻”是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它为中国人写诗、读诗、论诗、识诗提供了独特的手段和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品评艺术与品评人生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凸现出中国人审美诉求的民族性。     

《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周易》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影响。在《周易》中,圣人通过"观物取象"于整体直观中把握到事物本质之"象",通过创设卦爻符号之"象"将其表现出来,再用以象喻为主要言说方式的卦爻辞对卦爻符号进行解释,以隐喻、象征的方式表意,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人独特的象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是以象思维方式展开的,其"取象"过程具有与《周易》象思维类似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最终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喻方式言说。     

“比喻二柄多边说”论析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提出了“比喻二柄多边说”。这一创说是钱氏对汉语修辞学的一大贡献。它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即“喻之二柄”“喻之多边”“握辆执边之异同”。近年来，一些汉语修辞论著都介绍了这个重大的修辞理论，但惜其语焉不详，浅尝辄止。本文拟从汉文化的角度并借用美学理论，对比喻修辞中“柄”与“边”的运用及变化进行探讨。一、喻之二柄钱钟书先生对“喻之二柄”是这样阐发的：“同此事物，授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拈示。斯多噶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hastw…     

试论潜喻的类别、形态及破译

潜喻,即潜隐式比喻。它是喻词、喻体隐没省略,需根据谓词线索和语境规律的交互指引,推断并确认的一种比喻类型。例如:“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顾城《生命幻想曲》)如果抽去例中的喻体“瀑布”,就变成了潜喻“让阳光洗黑我的皮肤”。     

放胸襟如太虚始得——《文章精义》的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

对《文章精义》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实践之精密研究尚未展开。在“文章创作观、继承发展观、批评术语、比喻式批评实践”等方面,它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它强调“放胸襟于太虚”的创作素养,推崇“浑然天成”的最高审美境界,要求痛下功夫,精通古人内在的精神魂魄。它创新使用了“力量、圆方、顺逆”等批评术语,对比喻式批评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以禅喻诗的学理依据

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诗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自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以降,已有若干种研究专著问世。关于禅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饶宗颐先生曾精当地概括为：“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瓊。”①而从诗学的角度说,则禅与诗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的批评传统上。有的学者已将这一传统的起源追溯到孟浩然《本　黎新亭作》（《全唐诗》卷一六○）②,但“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只是一般佛教话头而已,实在还不能说是以禅喻诗,明确的表述似应是齐…     

诗歌意象结构的审美组合

诗歌意象结构的审美组合董小玉意象，是中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理解它的审美构成及组合方式对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都大有益处。“意象”一词，最早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夫象者，出意者也。”象是意的寄托、喻借物。...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太原北崇福寺初考

太原北崇福寺始建于唐高宗时期,为唐朝名寺,也是当时太原佛教的象征。通过对北崇福寺的历史演革进行初步梳理,并对历代住持此寺的名僧和其宗系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北崇福寺是唐代至宋初唯识学的一个重镇。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

<尚书>学案肇始自宋吴NDE69、朱熹之疑窦,历元、明二代学者考辨,迄清初才有系统归纳辨伪成果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现.其与同时的顾炎武、朱彝尊诸儒可谓清初<尚书>案的开风气先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观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钱穆关于阎若璩<疏证>之部分观点来源的质疑,揭示出清初考辨伪<古文尚书>运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理学动机.     

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

“媚”是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画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画体规范转变和艺术追求的时代潮流。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大致引入于魏晋南北朝,升格于唐宋,深化于元明清。媚画生成在于用笔消散轻柔,不可太劲挺强健;用墨黑多于白、浓多于淡、湿多于干以及用嫩墨,由烘、染、破墨等法出之;“媚”画多用“兰叶描类”。“媚”画主阴柔美、形式美,媚画流动飘洒,富有动势之美,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画家超越呆板、枯竭、臃滞的生命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