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齐贤词的多重渊源

传统的观点认为,李齐贤的词作主要是受元好问和苏轼的影响.今天看来,说李词受苏轼影响是不错的,但说其受到元好问的影响,却找不到切实的证据,而且,即便有元好问的影响在内,这种概括也不全面.李齐贤的词作有多重渊源,有中国的影响,也有本土的因素.中国的影响里除苏轼外,还突出地呈现为李白和赵孟頫的影响;在本土因素中,则有题材的传统取向、本民族词文学创作的经验累积等.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论苏轼儋州时期的人生哲思与文教实践——以苏轼在儋州的诗歌成就为中心

苏轼晚年虽谪居海南遐荒之地,但不坠平生学道真实之意,著述兴教,形枯而神气充盈。于个人思想而言,已达思精理熟之境。于儋州而言,则启此地文教之盛。苏轼在儋州的贡献,对于当今儋州抑或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既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又具有重要的价值。     

略论苏轼的诗化词

苏轼的诗化词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这种变化改变了词的柔媚纤弱传统面貌,使词摆脱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词的健康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论苏轼的艺术辩证法

在对文艺基本问题进行判断和解析的过程中 ,苏轼常常以哲理思辨代替直觉感悟 ,以开掘物理代替经验描述。因此 ,尽管他不可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揭示文艺的一般规律 ,但仍能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来分析和总结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充分注重了“形”与“神”之间的层次性及其不即不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一种辩证的艺术认知范式阐释了“形神皆备”的创作原则 ;他深刻揭示了“道”与“技”的相关特质 ,并艺术地发现和把握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进而提出了“道技两进”、“心手相应”的观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等一系列见解 ,充分注重了对平淡与绚烂审美范畴各个因子之间逻辑联系的细微把握 ,从而揭示出了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苏轼还坚持“尽其自然之理 ,而断之于中”的为学之道 ,在尊重和重视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力主求新达变、革故鼎新 ,并将之贯通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的自觉精神     

苏轼论诗歌艺术风格

苏轼不仅诗词创作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而且还结合创作的实践经验，在诗歌艺术风格理论方面进行了科学总结探索，提出了诸如“自成一家说”、“天工论”、“清新论”、“枯淡论”等观点，既新颖深刻又有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苏轼词的抒情范式

苏轼的词既继承了传统词的抒情模式,又有开拓和创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坡范式。如香草、美人──寄托式,英雄、美人──映衬式,纪游、村行──写实式,飞天、游仙──求索式,亦梦、亦幻──遥相思念式。此外,尚有咏物式、隐括式、排体式、对话引语式,等等。其中香草、美人──寄托式,飞天、游仙──求孛式等,即是诗人的开拓和创新。     

苏轼“无意为文”、“有为而作”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 -1067),只是在吕本中那里,“活法”说得到更为全面的阐释,如他认为,“活法”是“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的辩证统一.但从胡宿到吕本中,如果追述其学术脉络,可以发现:苏轼提出的“无意为文”和“有为而作”等诗文创作学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苏轼学白居易诗

苏轼的"元轻白俗"之论意在衬显柳瑾的才华,不能看作是苏轼对白居易的真实评价.实际上,苏轼对白居易怀有一种很深的敬慕之情,且非常重视对白诗的学习和借鉴.而他学白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苏轼学白诗的这种特点对宋诗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苏轼笔下的儋州风情

苏轼笔下展现北宋时期儋州风情的真貌 :纯朴的民风 ,浓郁的人情 ,独特的歌舞     

天涯海角终为伴,情痴情种王朝云--苏轼与朝云的动人情爱

检阅苏轼悼念朝云的十几首诗文,不仅为苏轼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情痴情种这精神生活的另一面所感动,更为朝云这样一个小妾那种天涯海角终为伴的精神所感佩。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而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