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

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都市民间信仰。在现代都市社会,关公神像不断出现在豪华的商业大厦中。商厦中的关公信仰对商界人士具有多重意义,它既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树立自我形象,也可以为商海弄潮者提供精神安慰,还能够帮助商家塑造诚信形象,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关公信仰所蕴涵的经济伦理价值对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剖析关公信仰在当代的发展演进,有助于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伦理。     

中国传统故事的海外传播——以“白蛇”故事的域外改写改编为中心

“白蛇”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传说之一，自19世纪末起被多次改写和改编成不同语言和形式的艺术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当考察“白蛇”故事在海外的跨文化改写改编与传播实践时，应当追问并思考谁在改、为何改、怎么改、如何评价等问题，从而总结出“白蛇”故事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下发生变异的原因和规律。中国“白蛇”故事经过改写者的再创作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其内容和形态虽发生巨大变化，但作品却饱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故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道教西王母信仰与昆仑山文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是古代神话叙事中令人向望的神仙境界。论文对西王母崇拜在中国社会的影响、道教神仙系谱中女神西王母形象的建构、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的内涵进行详细考察,认为西王母神话是昆仑山文化的要素之一,更与中国道教的神仙信仰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西王母神话与昆仑山神仙境界说,在道教神仙信仰的建构中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道教女神西王母与昆仑山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     

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研究:从变异体到共生

妈祖文化缘起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向外传播,成为东亚地区的公共信仰。这一信仰传播至日本后,出现了或是传承中国民间的文化信仰,或是融会佛教文化的习合文化,或是被标榜为日本本土化的信仰,即带有了"文化变异体"的基本特征,日本借此来阐述自身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但是,参照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可以认识到与其将之把握为日本文化自身的特性,倒不如说妈祖文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共生"的性格,正因如此,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民间信仰对女娲形象的双重演绎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驳杂的民间信仰中,女娲形象又被重新演绎塑造。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复杂扭结造成了女娲形象双重演绎过程,一方面将女娲由远古神祇演绎为人类慈祥的母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女娲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成为万人敬仰的大神。这是一个交叉式的双向互动,其复杂性是和民间信仰的混沌性共生的。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伏羲与西王母形象考释

伏羲和西王母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尊崇的两位神话中的先祖圣贤。在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以伏羲与西王母为代表的人兽混合形象,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形成人型。伏羲与西王母的神话在汉文历史典籍记载以前,在民间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到典籍的记载实质上是民间流传资料的整合。早期关于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记述,是上古时期图腾崇拜的体现。西王母形象所体现的游牧文化与伏羲形象所呈现的农耕文化在不断接触与变迁中,逐渐互化与整合,形成华夏族的一部分。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既与族群融合有密切关系,又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必然结果。从民俗文化视阈来看,民间信仰与崇拜的存在,对伏羲与西王母形象的承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唐小说集的成书特征

唐代小说集的成书主要有记录坊间传闻、传抄改写他作、作者自撰作品三种类型,与小说情节模式、小说体例、小说题材密切相关。源自坊间传闻或亲友转述的唐小说常在结尾备述故事缘由,所记讲述者身份、官职对研究唐代文化与历史颇有裨益。书写宗教灵异题材的小说常被传抄改写,以《报应记》为例可考察唐代佛教经典灵异故事之传播、唐小说流变脉络、传抄所据文献校勘之功等方面。唐代小说集中作者自创作品则充分展示文学想象,具有持久的文学魅力。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主导信仰建设探析

信仰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现象和特别的心理机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着眼当代中国主导信仰建设的现实问题,探索当代中国主导信仰建设的时代背景、主要问题、形成原因,并对如何加强主导信仰建设进行思考,为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氛围、强化当代中国社会主导信仰的影响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这是当前中国主导信仰研究的重要任务。     

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

通过对王小波形象十年来的接受境遇考察,在"文坛受难者神话"、"知识分子神话"和"中国文化神话"三重意义上,揭示文化场域内各种话语力量对王小波形象的改写企图,特别是"媒体"对"王小波"话语权的篡夺。媒体正是通过对王小波三重形象神话的塑造,人为制造文学消费热点,来实现自我形象的构造和符号消费利润。     

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女真原始神话的古老文化蕴意

满族著名故事家马亚川整理的百余则女真原始神话真实地反映了满族先人女真人的原始信仰、古老婚俗和民族心理,揭示了古老文化的蕴意,对探索和研究女真原始神话的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萨满神和九天女 口头的神话是活的神话,它传承于原始初民之间,体现了他们的原始思维和原始心理特征。在女真原始神话中,出现最多的神话形象是萨满神和九天女。 萨满神是位女神,具有非凡的神力。当妖怪把一个年轻人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终极信仰与终极信仰的世俗化——中国古代文化信仰的知识学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极信仰,而且能够把致力于终极信仰的分支信仰充分地世俗化,终极信仰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建设层面的缺失,在政治法制制度、道德信仰宗教、经济行业市场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建设缺失,使之丧失了作为直接现实的功能环节.以差异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信仰问题,在差异性对文化区别特征的启发上,在差异性内部文化因素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历史留存的揭示上,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和社会信仰的分层结构,以及该分层结构的内在动因中国宗亲祖先崇拜及其造成的终极信仰世俗化现状.以儒释道互补立论古代中国信仰的知识学特征,既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现实,也不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探秘那些被封建主流话语刻意遮蔽甚至于淹没的对中华民族有真价值的非主流话语,更不利于现代中国人建立牢固的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个人信仰.     

民间信仰与大型宗教的递变关系及能量交换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娼妓·渔妇·观音菩萨--试论鱼篮观音形象的形成与衍变

鱼篮观音形象的形成经历了从娼妓到烈妇的转变,反映了"以色设缘"的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观音手中的鱼篮,本来是菩萨以性作为方便法门的标志,但民间信仰赋予它新的功能,使它成为了降魔伏妖的法器.这种由娼妓而菩萨的过程,体现了鱼篮观音形象在中土文化影响下的不断衍变.     

“复生”母题的文化探析

死而复生故事与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以及原始宗教、鬼神观念等因素有关。汉魏六朝时期,宗教鬼神信仰得到进一步普及,死而复生的故事在志怪中大量出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至唐宋,死而复生的故事被用来谱写现实悲、喜剧,同时也呈现佛教的因果报应、灵魂轮转等教义。明清作品里死而复生的故事频繁出现,"复生"成为小说常见的叙事结构,表达对生命与美善的追求。复生母题不仅体现了初民的古老信仰,更是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的综合表达。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