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

作为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一支,陪都文学随着历史演变和城市轴心的迁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精神.本文选取东汉长安、唐代洛阳、北宋洛阳、明代南京等四大陪都文学作重点分析,在梳理其前后承继的文学脉络中,进行各自多重色彩的具体辨析,分别为东汉陪都长安夸饰中的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陪都洛阳闲适中的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陪都洛阳韬晦中的内敛、执著与理趣,明代陪都南京凄艳中的风情、诤骨与感伤.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东汉文学思想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走过了由政教附庸到独立自足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新旧文学思想交错推衍,纠结前行,到东汉后期,文学终于坚定地走向了它自身。东汉文学发展史中的几个趋新的文学现象——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同时期文学创作倾向不完全同步,谶纬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及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尤具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们不仅是东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内涵,也对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古典遗韵与时代新声——论东汉文学的审美趣味

东汉"以经立义"的文学创作思想,带来了文学创作中以儒家古典美为主的风格,以及文学表现形式的尊古色彩。但东汉文人既崇尚古典又创新求异,他们结合时代特征阐发经典之新义,并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挖掘文学的娱乐、游戏功能,创制出不同于传统雅正文学的异曲新声,使得文学生发出多样性的审美特征。东汉文人审美趣味的求变创新,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文学的逞才游艺之风

东汉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为文造情（内容或题材）”的普遍情形,这就是逞才游艺的创作风气。这一创作风气,自东汉前期出现,到中期达到鼎盛,后期持续繁荣。东汉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虽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价值：作文以逞竞才学,以文字雕琢炫艺,追求更加细腻的描摹、华丽而自然的表达,都有助于促进文学艺术表现的进步;着重抒写个人的闲情逸志,看重个人情感,及其以文学为游艺的崭新文学观念,也推进了东汉文学走向独立自足的进程。     

东汉碑铭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历来从文学角度研究东汉碑铭者少.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碑铭是在东汉大量出现并达到创作高峰的,其兴盛与东汉崇尚厚葬、立碑垂名以及书法潮兴起有密切关系.碑铭是东汉时期较流行的一种文体,在文章结构、语言、行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点.碑铭作为东汉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之一,突破了贵族文学的狭小圈子,扩大了文学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

鸿都门学是东汉末年由汉灵帝发起创立的一所艺文机构,它的创立在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鸿都门是东汉都城洛阳的一座宫门,但对其所在的确切位置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北宫之中,另一种则认为在南宫之中。通过文献的考订,可以确定鸿都门的位置应当在洛阳南宫之中。以鸿都石经来指称熹平石经,这种称谓与史实不符,并不恰当。鸿都门学的选址与汉末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主要出于均衡不同派别政治势力的考虑。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东汉文人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东汉文人文学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总结和继承,它更多的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质以及和社会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特色。从总体上说,东汉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对非儒家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张扬个性和单纯唯美倾向,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或闭口不谈或改头换面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实际上,东汉的文人文学创作中又涌动着一股潜流,若隐若现地跳动着与传统思想不谐的杂音,表现了文学的私人性,直至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文学创作实践错位的作品,而错位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质和量上为魏晋文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的支持。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

于慎行是晚明文坛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作家,其文章理论能够不为门户宗派的藩篱所囿,自成一家言,在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是一位曾受＂七子＂影响的过来人,与复古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因而得以入室操戈,对七子派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展开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目击晚明文坛流弊,主张正文体,而以宗经和务学为其疗治之方,已隐开明清之际汲古返经的文论主张的先绪。他论文以虚,标举＂神会＂,主张＂文以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