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

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特征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中还是在现代自由主义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个人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力量最初主要来自保守主义思想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思想家们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反映出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和流派,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是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所具有的本质特性.“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是社会主义概念进入政治的结果,其诞生同样意味着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变革.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份值观也是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因素和特征——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较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锋芒所指即是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马恩对个人社会性的揭示体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个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共同体的自由和发展程度决定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程度;“自由人联合体”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共同体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宽容观念的演进

宽容是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它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为良心自由所作的辩护,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并成为现代民主的价值规范.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必要批判性地借鉴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及其实践的成果,把宽容作为政治价值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走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道路.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本文认为,这一危机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由主义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道德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的“恶”.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在道德上要求个人的真正服从.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危机,本文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在早期现代兴起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问题”,也就是宗教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将国家本身去宗教化和去道德化,使它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为建构.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建构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念.而洛克则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家的绝对权力进行道德约束,捍卫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的道德优先性.卢梭和黑格尔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性前提,另一方面试图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无论在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激进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承认.本文的结论是,要想重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我们必须站在一种超出现代性的更高视野去反思现代性的前提.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安藤昌益"人论"中的平等与差别思想

“真气说”和“平等与差别”思想贯穿于安藤昌益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安藤昌益的“人论”思想确实蕴含有“平等”的理念,但其男女观、人身人品观、职业身份观、国家民族观等思想中又潜伏着差别与歧视的观念。安藤昌益的“平等”与近代西方的“平等”是两个完全异质的概念。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Towards a Jurisprudence of Legislators— A Reflective Look at Contemporary Jurisprud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Law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了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其国家观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30年代后,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他们的认识发生了逆转,最终走向了"国家至上"论。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梁启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公民意识

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念 ,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梁启超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但从近代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意识的缺失正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主张通过政治变革和文化改造 ,培养一代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新国民 ,引领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序列。     

国际气候合作何以可能——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与天下理论的建构

气候变化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但人类寻求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却如履薄冰。当下国际气候合作之所以出现困境,源自于民族国家关注视域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相冲突;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冲突或战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充分保足国际气候合作的成功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关怀,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天下理论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念进行“创造型转化”,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出规约国际气候合作的天下理论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利益作为思考尺度以及寻求“和为贵”的政治思维方式。     

政治家应该恪守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马克斯·韦伯论"克里斯玛"领袖和责任伦理

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终极的决定性价值"在于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世界权力,唯有"克里斯玛"式的领袖才能担当起使民族国家走向强盛和世界强权的的历史使命,而以对"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的双重承诺为特征的"责任伦理"则是作为现代的政治家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权力一直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恶".但就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和超历史性的真理.相反,在西方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权力在政治思想家的眼里并不是一种恶.本文认为,在西方权力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霍布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布斯第一次将权力和善分离开来,使权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可计算的物理之力.现代自由主义尽管反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根本原则,如个人主义、正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恰恰是以霍布斯对权力的理解为基础.因此,理解霍布斯的权力观,不仅能够揭示"权力"一词的最初和真实含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澄清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和内在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两个维度

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其实质内容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政治形式"。这种国家观颠覆了以往将国家作为一种契约、作为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浪漫主义思想,直指国家的阶级属性。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强调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性内容,忽视其形式性意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利于我们整体把握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事实上,"形式"与"内容"现代国家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稳定关系成为可能。